然而，如果需要我出面说话，此时此刻，我最想义无反顾地为其发表辩护意见的，不是痛恨程度排名第一位的学问人（纯粹随笔型学问人），而是痛恨程度排名第二位的学问人（不纯粹随笔型学问人）。因为不纯粹随笔型学问人，尽管不是“歪风”鼓吹者最为嫉恨的，但在四类学问人中却最为倒霉。道理极为简单，这类学问人并非不写论文，只是随笔数量在其学问作品所占比例过大，以致其论文作品被其大量的随笔作品所埋没，从而没有显现地进入评价者的视野。这类学问人如果不及时扭转这一尴尬的局面，很可能就会把打入“纯粹随笔型学问人”，从而列为“歪风”鼓吹者最为嫉恨之列。不妨作一个比较，假如在一个科研年度内，纯粹论文型学问人只创作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不纯粹随笔型学问人也创作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但同时还创作发表了九篇随笔作品。显然，对于纯粹论文型学问人而言，其论文作品占其全部作品的比例是100%，而对于不纯粹随笔型学问人而言，其论文作品占其全部作品的比例只有10%，随笔作品则占到了90%。在这种情况下，“歪风”鼓吹者不是以论文绝对数量对外播音，更不是以论文学术质量作出评价，而是单纯地以比例大小盲目断言后者没前者有学问，或者干脆吆喝后者没学问或不搞学问。倘若后者发表了两篇学术论文，比前者在数量上多出一篇，但由于所占其年度全部学问作品比例才接近20%，也仍然避免不了“歪风”鼓吹者作出上述评价。这就是不纯粹随笔型学问人的“冤枉”所在，就因为多发表了一些随笔作品，而换来了不厚道者的低劣评价。

　　说得更透彻一些，不纯粹论文型学问人日子也未必好过，因为“歪风”鼓吹者已经把随笔视为学问的对立，所以，不纯粹论文型学问人创作发表随笔，就会很容易成为“歪风”鼓吹者眼里的“污点”，弄不好就会成为被骂的一个好“把柄”。

　　随笔虽“随”却不随，随笔比“笔”更牛逼。这话不是来自哪位思想大师，也不是源于哪位理论高人，而是我这个小土瘪一不小心随口喷出来的。千万别笑我，因为情况就是这样的：一个思想空洞的人，只会玩玩“格式化”，比着葫芦画画瓢，即便用尽吃奶的气力笔耕不辍，也不可能有内涵上的星光闪烁；同样，一个表达蹩脚的人，只会满嘴里说说大白话，即便思想放射出万丈光芒，也不可能有笔头上的文采飞扬。实在没办法，因为随笔最需要的是思想和表达。说得俗一点，徒有表达但缺乏思想，那叫“无病呻吟”；徒有思想但表达不当，那叫“有病吃错了药”。所以，只有思想的冲动没有表达的才气，或者只有表达的欲望没有思想的积淀，都不可能写出既有原创力又有影响力的好随笔。

　　写不出来不是错，说明火力还不够，或者天生就没这份才气。但写不出来却整天骂骂咧咧，或者阴不阴、阳不阳地说自己不想写，就多少有些不对头了。不想写就别写，写不出来就别骂，骂也得一五一十、有根有据地骂，别拿随笔瞎出气。随笔只是一种文体形式，为无数文人所喜爱，它究竟惹到谁了？勿庸置疑，学问的研究对象及成果展示载体所决定，一些学问成果确实需要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发表，成为学问成果的论文文体展示。不仅如此，有创意的高质量学术论文，还能够产生强大的影响力，对科学研究、社会发展都有着不可低估的理论与实践价值。思想魅力饱满、表达水平高超的学术论文，还会陶冶思想与理论情操，让读者百读不倦，要不然，我凭什么在火车上也愿意手捧学术论文，不顾车厢内的喧闹与千里路途的颠簸，快乐地度过一个漫漫长夜！但是，无论对学术论文有着多么深情的爱恋，也不能由此抹杀随笔的思想性与学问价值，大街小巷地叫嚣“随笔算个啥”。当思想尚未上升至较为成形的理论，或者当思想迫切需要另一种媒介展示，或者当作者只崇尚思想而无心或无力构建理论的时候，随笔便成为一种极好的学问成果展示形式。大量的媒体都为随笔的创作者提供了宽广的展示舞台，有的还专门开辟专栏，长期登载随笔作品，评点社会万象、谈笑人间百态、论说文化千秋，满足各类有兴致读者的阅读愿望。

　　甚至还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创作随笔比创作论文难度更大。前文已经指出，随笔篇幅一般比较短小，在内涵上要求有很强的思想性，在表达上要求有显著的可读性。因此，作者要用尽可能精练的笔法和尽可能流畅的表达，用尽可能别致的角度和尽可能圆满的逻辑，在尽可能短小的篇幅内展示出尽可能深邃的思想。这并非从大街上随便拉出一人来即可出色完成的工作，即便从大学校园里抓出一位德高望重的知名教授，也未必能够比划得有滋有味、像模像样。有些人适合搞长篇大论、宏图巨著，并且还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人们固然敬佩，但不一定就适合对微型小文精雕细刻、游刃有余。厚道的人都有自知之明，萝卜种不来，或不想种，就老老实实地种自己的白菜，不会去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别以为萝卜就那么好种，也别以为会种萝卜的人就一定不懂得怎么种白菜，更别以为白菜就一定比萝卜好吃。谁比谁好吃，不是种的说了算，而是吃的说了算。

　　当然，也是同样勿庸置疑，有些随笔短小但不精悍，缺乏思想性与可读性，并不能叫人恭维，对不起观众和读者。这在根本上还是因为随笔作者自身尚不具备优秀的随笔创作能力，或者在创作某篇随笔作品时没有很认真地发挥其思想与表达的展示水准，有的则可能是外行人下笔不谨慎，不求甚解地扮演内行人妄加评说。同时，也有不容忽视的外因。道理也很简单，因为我在文章开头已经指出，随笔的贬低者除了一些无聊小众，还有一些针对学问评价的掌权者。当下科研考核与职称评定机制流行“量化”与“格式化”，以字数衡量水平，以文体裁判高低。只认学术论文，不认学术随笔；长篇大论左右逢源，随笔则被贬为“小打小闹”。在随笔不“入流”的学术环境，使原本很有随笔撰写天赋的人，不可能耗时尽心地去鼓捣吃力不讨好的随笔。内外因叠加在一起，使当下随笔创作尤其是学术随笔创作的状况不叫人喜，真正优秀的好随笔并不多见，反而有大量糟糕透顶的随笔充斥于学问市场。

　　如果以这些质量欠佳的随笔作品为借口，又动用“一棍理论”打击所有随笔，或者干脆就看扁随笔这一文体形式本身，那就是典型的学问评价中的“歪风邪气”了。试想，在论文作品中同样也会存在“豆腐渣”，甚至还会因为研究者的不慎或者造假而产出错误理论，这就不只是“豆腐渣”了，而是地地道道的“毒鼠强”。与短小精悍的“豆腐块”随笔相比，遇到学术论文中的种种空洞无物、学术不端和版权犯罪，我们宁愿选择品尝“豆腐块”，也不会去吞食“豆腐渣”，更不可能去服用“毒鼠强”！

　　“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刘长卿：《弹琴》）。一篇短小精悍的文字，对人的启迪可能胜于一部“砖头”巨著；几句肺腑之言对人的感召可能胜于千夜长谈。在强调“量化考核”的当下中国学术领地里，为了追求教条内的超量分配、超额完成和超产奖励，不管是多少代价的付出，还是什么花样的耍弄，都已成了无数学问人争名夺利的时尚游戏；在崇尚“格式化”论文的当下中国学术空气里，为了追求体制内的高位学历、高级职称和高层头衔，不管是粗糙炮制出来的论文，还是胡乱堆砌而成的文论，都已成了无数学问人竞相追逐的上乘之作。相比之下，那些洋溢着思想光芒、激荡着凡人内心深处的随笔，却不为正统理念所接受。从事学问的队伍越来越大，浩浩荡荡，而学术随笔的优秀创作人却寥寥无几。偶有一些随笔，但多为非学术性的，质量也参差不齐，且只能可怜地淹没于街头叫卖的报章，孤独地守候在一个寂静的角落。

　　第五股：核心期刊就“核心”？

　　我这个人，喜欢写不喜欢说。没办法，这就是性格。南下到上海以来的这几年，没空时干没空的事，有空时干有空的事。有空没空地写了300多篇或长或短的文章，绝大部分通过网络媒介发表，纸质出版物只发表了1/3左右。尽管后者所占比例较小，可从数量上看，算计起来也有100多篇了。但是，实在对不起，这里面没有一篇是发在“核心期刊”上的。

　　不是我不想发在核心期刊上。——我能不想吗？当下，核心期刊已经成为学界众人皆追的目标期刊。我无法脱俗，当然也有在核心期刊上经常发文的梦想。但学问队伍不断壮大，而核心期刊的数量却保持相对稳定，于是“一文难求”也就成为了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的真实写照了。与非核心期刊和众多杂志相比，核心期刊依然属于稀缺资源。“物以稀为贵”、“期刊以核心为荣”，于是，能够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以及发表了多少文章，成为众多学问人的骄傲资本。[1]正如我的友好同事、诉讼搭档张进德先生所言：“人们往往很喜欢在介绍自己发表多少篇论文时，要列举几本期刊的名称，又往往都是核心期刊才显得自己水平过硬，当然没有在核心上发表过的是例外。在各色的法学院里，许多教师和研究生都会对法学核心期刊耳熟能详、如数家珍，当然那些连公开发表文章甚至连写文章都成困难的又是例外”。[2]在这种环境下，如果学问主人在简介中缺乏有核心期刊经历的描述，则往往会让那些“以核心论英雄”的人不由自主地作出令主人尴尬的评价。

　　稍有些自恋的学人，总会拿核心期刊推销自己。这完全正常，一则因为人必须有适当的自恋情结，二则因为核心期刊确实能够成为推销自我的卖点。核心期刊之所以有如此惹人宠爱的魅力，就在于学问评价将核心期刊作为一个重量级衡量指标。当权者先是把期刊分为三六九等，创造发明“核心期刊”这一称谓，然后将之纳入学问的官方评价体制。无论职称评定还是科研考核，核心期刊处于绝对尊贵的地位。[3]这样的评价体制决定了在学问的民间评价中，也会很自然地把“核心期刊”看作潜在的衡量指标。很可能——也确实经常如此——听到某人发表文章，第一反应不是去问文章标题或者什么刊物，而是先问是不是“核心”。类似现象之例举不一而足。仿佛是，谁发在了核心期刊，谁就成为学问的核心人物，或者说至少增加了作者接受学术性尊重的筹码。

　　这其实能反映出官方评价和民间评价流行的一股风气。一旦盛行，后果往往不堪设想。除了前文提到的学问评价和科研考核，在有些高校或者科研单位的科研奖励规章中也会发现，发表核心期刊的奖励额度要高于非核心期刊。按照这一实践思路，如果硬将学问深浅与物质财富挂钩的话，可以简单地作出一个朴素的推论：核心期刊上的文章比非核心期刊上的更值钱。但对在核心期刊发表文章进行高额奖励的激励措施，也是迫于高校科研统计与评价机制的硬性要求。因为高校科研实力排行中，核心期刊论文发表量是一项重要指标，这一评估政策会直接成为各有关高校科研政策制定的导向。此外，许多高校还要求在读研究生或博士生毕业的条件之一即必须要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有的甚至还要求必须在培养单位指定的核心期刊上发表。这种滑稽规定害苦了无数学子，以至怨声载道。于是，那些投机倒把的博士硕士们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搞起了轰轰烈烈的“核心公关”活动。

　　在这种评判与考核环境下，不少非核心期刊想方设法成为核心期刊，或者将一些来自有关机构的积极性评价（如“优秀期刊”、“一级期刊”等）印制于期刊封面，尽量醒目地夺取读者的视线，以弥补自身非核心期刊属性的尴尬缺陷。还有的非核心期刊，也不知从哪山上弄来的“核心期刊”，明目张胆地印制在期刊封面，也竟然敢招摇撞骗。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重“核心期刊”、崇“核心期刊”的期刊文化环境下，非核心期刊并不甘示弱，至少是不甘落后，有的还在伪造“核心期刊”的字样，简直要“核心”地快疯了。可见，即便非核心期刊，也有浓厚的“核心期刊情结”。但核心期刊究竟是啥意思，我并不明白。“期刊”二字并不难理解，搞不大懂的是“核心”二字。究竟是这类期刊上的文章具有核心竞争力呢，还是这类期刊本身就处于最中央的位置，其他非核心期刊必须紧密地团结在其周围呢？从大量非核心期刊“核心化”的努力以及“准核心化”的包装，似乎可以说明“核心期刊”确实处于核心地位，等待的是非核心期刊的迎合、仿效以及追赶。

　　当“核心期刊就‘核心’”的“歪风”吹起来之后，从作者的角度观察，有些人的公关观念非常时髦，只要其需要在核心期刊上发文章，就会千方百计地借助各种手段，以市场和官场的思维向核心期刊进军，甚至要把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当作一个“生意”来做，不仅如此，还要声称做大、做强、追求卓越。我以为，这种做法固然不恰当，也不应该将学术行为商业化、政治化，但政策之导向、歪风之方向是造成此种现象的罪魁祸首。

　　记得在读书期间，我自认为是“投稿大王”，几乎每写一篇稍微长的文章，我一般是从《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法学研究》等“重量级”期刊，一直到最边远地方的不知名法学或法律杂志，投稿一圈。整个一圈转下来，大约能够基本实现“一稿六十投”，有时甚至达到“一稿一百投”。其实，我明知绝大多数期刊杂志是不会发表的。但与此同时，我也明知在上百家期刊杂志中，肯定至少有一家会发表的。而且，我会尽量争取做到“一稿一发”，最大程度地避免由于我个人协调不力的原因造成的“一稿多发”。事实情况也确实这样。之所以如此“疯狂投稿”，我在五年前撰写的《投稿风险与“一稿多投”》一文中已经阐明了其中的理由。[4]尽管如此，还是有家法学核心期刊的编辑部在反复提出收费要求被我严词拒绝后，给我发来一封署名盖章的信函，将我一年内向该刊投稿四篇的行为界定为“滥投稿”，企图回击我对其“滥收费”的书面指责。[5]

　　说到底，还是我论文功力不足。毕竟说来，核心期刊本身没有过错，排除有些期刊上的关系稿、金钱稿等不端行为以及看重社会符号的流行观念之外，不能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主要是因为论文功力不足。学问评价的官方态度和民间流言才是真正的祸根，“歪风”一吹，受其影响的人则蜂拥而至、鱼贯而入，竞争必然走向激烈。然而，我更同时担心相反的情况。因此，毕业之后，我及时调整了个人投稿政策，决定五年之内再也不投稿了。事实上，这些年来，我确实坚定地执行了这一“不投稿计划”。只要写了什么文章，我几乎投放到百余家网络媒介。近年来又在几家有影响力的网站上开设了个人博客，打造成传播个人作品的主阵地，力争提高作品的影响力以及我个人的知名度。[6]不容置疑，网络的影响范围和传播效率是一般纸质媒介所无法比拟的。虽然网络作品根本就不可能纳入中国学问评价体制，[7]但我却十分愿意借助网络媒介发表我的所有作品。即便将来有一天我老得白发苍苍、昏得云雾茫茫，也会持续在网络上自由地传播我的独立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