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看不起教材的，多数聚焦于教材的粗制滥造。其中，绝对的格式化和内容的高度重复，是教材无法获得好印象的主要原因。通俗一点说，绝对的格式化就是千篇一律，内容的高度重复就是“抄来抄去”。在骂者眼里，既然是教材，就不同于专著，后者代表的是作者独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观点，而前者是课堂教学的样本，不可能特立独行，而必须四平八稳、一板一眼，让“通说”大行其道。于是乎，教材难逃抄袭之嫌疑，甚至闹出了“不抄何以成教材？”之滑稽说笑。

　　还真有这么回事。不少人就是死认这个理：教材都是抄来的。在过去的手抄时代，编写教材主要依靠剪切、拼凑、誊写；在现代电脑时代，搜索、复制、粘贴，则成为教材编写的新技术、快工艺。这些简单的重复性劳动，无需付出太多的脑力与智慧，只要投入适当的体力，或者无偿指使手下的门徒，即可名正言顺地获得教材知识产权。于是，人们经常看到，在学界有不少男女纷纷当起了主编、总编，在一些有头有脸的专家学者简介里，也以主编过多少教材为荣、以再版过多少次为耀。在那些惟恐天下不知的广告式简介里，有人甚至连参编多少教材、总编写多少字数，也作为学问宣传的征服资本，风光得很是可以。

　　什么叫“不嫌丢人”？这个定义无需规范严谨地抽象表达，学界有不少“打肿了脸充胖子”的事例已经很恰当地解释了这一概念。除非在教材编写过程中，确实认真凝结了作者的创作智慧，负责任地尊重教材这一独立体裁，负责任地尊重教材的读者，负责任地尊重与教材内容相关作者的版权，负责任地尊重作为主编或者参编人员的身份，否则，如果是单纯借助搜索、复制、粘贴或者无偿使用廉价或无价劳动力，粗枝大叶、马马虎虎拼凑出一本或一堆教材出来，还一本正经地作为了不起的学术成就，冠冕堂皇地对外炫耀，以字数、册数、版次、印次作为广播内容，企图讨取读者、听众或观众的认可，那只能说这种行为是地地道道的“不嫌丢人”了。

　　“不嫌丢人”还算好的，充其量算其脸皮厚。还有一些更糟糕的，连什么是“丢人”都不知为何物，已经麻木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这些人有的已经上年纪了，头顶上也戴着这样那样的花环，什么会长、副会长的，竟然也以主编了多少教材或者编写了多少字数作为标榜自己的“学问宝贝”，这就真有点叫人连喷饭都来不及了。说到这里，我不免牙痒，也想硬着头皮、厚着脸皮、壮着胆皮，与这些“学问大亨”较量一翻：这些不知丢人现眼为何物的所谓老牌、大家，不必说和那些真正有学术贡献的同行相比，单是和我这根乳臭未干的小葱小毛相比，也未必能赢我几个回合。我这些年来，原创的网文也有接近两百万字了，都是在电脑旁边借助“全拼”输入法，一个字母连着一个字母敲打出来的，即便算有一半是垃圾，除去这些我还有一百万字；即便算全是垃圾，我还有余生好几十年，试问那些比我大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的老资格、老顽固、老学霸：除去那些复制、粘贴的重复性教材文字，诸位先生究竟原创了多少属于自己的思想成果？什么是你的贡献和绩效？——所以，我常常想，在尊重老人、向长者学习的同时，老人或长者也应当敢于放下臭架子，多向年轻人学习。

　　一生气就扯远了，抓紧时间收回来。在教材市场上，确实活跃着这么一批专门炮制教材的人。如果这些人能够睁眼看教材、整眼看教材、正眼看教材，认真对待教材撰写，尊重教材这一作品体裁形式，以对读者负责的心态钻研教材写法和内容，创作出高质量的精品教材或一流教材，叫读者信得过，让同行认得过，也就不会有一批批粗制滥造的教材涌向书市了。问题是，许多编写教材的同志，包括一些主编或者负责人，自己都看不起教材，内心深处，将教材视为夺取名利的捷径，不管自己从事什么专业、研究什么方向，遇见教材项目就要申报，就要组织或者报名参加浩浩荡荡的编写队伍，只求出版之后的成果收藏与推销，不求教材自身的质量与效果。这样的教材编写理念和浮躁行为，怎能确保教材在学问评价者那里的好名声？我不禁要横眉冷对这些炮制者：你们把教材当什么了？

　　顺便指出，喜于教材编写的专家学者们，不仅存在上述态度不认真、实力不过关之糟糕弊端，而且更为要命的是，相当一部分带有“学霸”性质的教材主编还患有另外一种毛病，那就是：不顾同行的友情建议，滥用自身的行政职务或者学术职称，强行使自己主编的教材持久性地占领教学阵地，成为长年累月的首选指定教材。如果这些教材属于受人信赖与认可的高质量教材倒也无可厚非，问题是教材本来就破烂不堪、错误百出，加之使用时间太久以至于无法做到与时俱进，从而导致任课教师与学生读者怨声载道之时，这些载满陈辞滥调的教材依然被横行霸道的主编视为“宝贝”，丝毫不顾他人意见而我行我素，长期占据教材指定的首选位置，这不仅是一种令人发指的厚颜行为，更是一种赤裸裸的强盗行为。如果在“一山有二虎”的单位，场面就更有看点了，二虎分别领衔作为主编，鼓捣出两套教材出来，二虎为了抢夺教材指定权而激烈争斗，好不热闹！

　　因此，教材之所以挨骂，说到底，不是因为教材这种作品体裁，而是因为教材的作者和评价者自身的偏见在作祟。一方面，从教材作者来看，前文已经指出，有多少教材编写者没有将教材看扁？在学术或学问浮躁的年代，投机分子就会有滋生的适宜土壤，学问投机分子一旦多起来，无论是论文、随笔，还是专著、教材，都会有千篇一律的应付方法，那就是我反复提起过的“格式化”。借助格式化方法，不管写什么文体，都不是难题。但即便在这种气候下，在许多人看来，教材的格式化相比其他文体的格式化来说，也是相对更为容易操作的。于是，同样一个“学人”，可能不擅长写学术论文、随笔，也不擅长创作学术专著，但在教材编写方面，却总能笔划上几下子。所以，总会有一批人对教材编写情有独钟。他们往往一有空就到处打听哪里有教材编写项目，哪个好友或相识又承担了教材主编任务，不管自己有无学术特长，也不顾自己有什么学术特长，就马不停蹄地报名参加，生怕遗漏自己。

　　在“量化”的科研考核环境下，这种对待教材编写的态度显得更为明显。当下，有些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将科研“任务化”，将考核“度量化”，严重背离科学研究规律，抹杀科研人员的创作自由和科研计划，一定要求被考核人员在短时期（往往是一个考核年度或学年度）内发表多少科研成果，这种考核规则也助长了被考核人员时不我待地寻找教材编写项目，争分夺秒地挤进教材编写队伍。至于教材的质量保证，则完全不予顾及。好一点的，有符合版权规则的规范化的注释和参考文献；差一点的，则连注释和参考文献等起码的学术规范也不顾，纯粹复制粘贴，至多作适当的词句或段落调整。滑稽的事情是，由于教材编写中相互抄袭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大家都是在调整来调整去，一旦“调整”不巧，则会又恢复了原状，变为了最初版本的本来面目。更为严重滑稽的事情则是，在教材作品领域，很少听说有闹出版权纠纷的，因为所谓的“被侵权者”说不定本身也是“侵权者”，一旦叫板起来，很有可能就同时暴露了自己的版权侵权行为！这种掩耳盗铃式的游戏确实有意思。

　　另一方面，从评价者角度来说，因为教材编写的大气候客观地摆在人们面前，评价者即难以扭转对教材的惯常看法，仍然会不可避免地对教材以及教材的编写者投去异样的眼光。因此，当听说某人在编写教材或者出版了什么教材时，很少有人会打心里产生崇敬之情，相反，在好多时候反而会报以冷眼甚至鄙视。一些情绪化的评价者，甚至会打出“有本事去写本专著”的驳斥。

　　另二方面，教材评价中的连锁反应已经逐步走向恶性循环。由于“教材含金量低”已经成为习以为常的评价惯例，同时教材又容易多出成果、快出成果，还有助于推销使用，于是，有些教育单位和出版单位就趁机瞄准教材市场，连手策划教材项目，制造教材工程，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多快差费”地出台系列教材。尤其是一些不具备教材编写能力的教育单位和教育者，也在积极参与这些活动，炮制着质量糟糕的教材，强行推销给所在单位受教育者购买使用，丝毫不顾及教材质量。如此一来，编写单位和出版单位倒是实现了“互利”、“双赢”，可是，教材读者和教材自身的尊严却遭遇了“互害”、“双输”。衡量一下这些利益相关者，编写单位和出版单位所获之利主要是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本质上属于私益，但教材读者和教材自身所受之害却是受教育权益和学问尊严之害，本质上属于公害。以制造公害为代价去贪婪赚取私益的行为，显然不算善举，相反，这种行为属于地地道道的祸国殃民丑行。

　　在“教材背黑锅”的时代，有人从不看教材，有人也从不编教材、写教材，甚至将编写教材视为一种羞辱，是降低学术品位的行动标志。因此，不仅教材被人看不起，编写教材的人也同时被贬低了。盘点一下某学科或某专业的学人，确实可以总结出这样的结论。有些人的整个学问人生历程中，就不见其撰写或者主编、参编过一本教材。对于年少的学人来说，有的可能还没有取得编写教材的机会，履历上没有教材编写的记载也不难理解，但对于已经取得不少学术成就的年长学人来说，如果在其学术履历中不见教材成果，那很有可能是其对教材编写毫无兴趣，甚至不屑一顾。这归根结底，还是与教材的编写状况不容乐观有很大关系的。假如教材编写是一项高贵的工作，是一项崇高的科学研究事业，可能也不会有这么多人对其漠不关心或者置之不理。但现实的问题还是出在了教材编写的整个环境上，总体来说是很糟糕的。无论是教材编写的组织与领导，还是教材的使用与推广，以及教材编写的规范化运作，都没有形成一个经得起检验的成熟机制。于是，五花八门的教材编写组织充斥于目前教育界，形形色色的教材种类铺天盖地，质量参差不齐的教材堆积于图书市场和高校课堂。

　　然而，不管人们对教材持有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对教材编写行为及编写人员抱有什么样的成见，有一个基本的理念问题必须要廓清：教材是教育教学的支持性材料，尤其是供受教育者使用的主导性教科书，是初学者入门的必要书面学习工具。教材的这一性质和地位必须坚持，而不能轻易动摇。这应当成为教材的教育学意义的立场表达。同时，从学问研究的角度观察，教材是作品的一种体裁形式，它是与学术论文、随笔以及学术专著（包括译著）等体裁并列的独立作品形式，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以及成果表现形式。这应当成为教材的科学意义的立场表达。在此认识基础上，教材的编写行为是一项严肃的科学研究活动，编写组织和编写人员必须认真对待，而不能将之弱化甚至贬低。目前，在学问评价中所普遍流行的不利于教材性质和地位的说法，都应列为学问评价中的“歪风”。让我感到不安的是，这股“歪风”越吹越大，教材在不少学问评价者那里已经不堪一击，教材的编写行为也逐渐丧失了其科研意义，教材的编写人员也同样在承受着各式各样的指责和贬损。

　　这是一种极其不正常的现象。不仅在民间学问评价中已经广为流行，在官方学问评价中，也已经逐步受到连累。在一些地方和单位的职称评定规则中，教材的编写行为已经不再是一种受重视的科研行为，教材形式的科研成果已经远不及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的地位，有的甚至在学术成果中丝毫不提教材形式。即便在那些依然承认教材成果的评审规则里，也只有主编行为才可以计算微薄的分数，副主编或者参加编写人员的身份及成果均忽略不计。严格说来，这也是一种学问评价的“歪风”。

　　当然，之所以有类似评价风气，还是离不开当下教材编写的风气。由于前文提到的教材编写方面的种种气象，导致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信赖教材的学问价值，不再信赖教材编写者的学问含量，也就难免招致诸多不利于教材及教材编写行为的评价。但是，如果让这样的评价长期泛滥下去，教材的性质和地位只能越来越尴尬，编写教材的人只能越来越走马观花、敷衍了事。甚至早有人提出了取消教材的论调，这种看扁教材的极端观点之所以产生，仍然与长期以来形成的教材编写不正之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前文已经指出，教材是教育教学的支持性材料，尤其是供受教育者使用的主导性教科书，是初学者入门的必要书面学习工具。教育者的引导性入门只是帮助受教育者学习新知识、认识新学问的一种形式，教材所起的作用和功能是不容轻易忽视的。缺乏教材作为支持性材料，受教育者难以系统地掌握相应学科、专业或者课程的通用知识和已有成果，也就无法独立思考以及更高的训练创造性思维。在中国目前的教育体制及环境下，当看到不计其数的受教育者抱着教材爱不释手的时候，我们的教材编写者应该唤起最底线的学术良心，应当反思一下在当初编写教材时，有无认真对待，有无用一颗负责的真心去编写一本质量合格的教材。面对当下的教材市场状况，我们的教材编写组织者、领导者以及有关教育当局和教育单位也应该认真反思一下，现行的教材编写体制和机制是否有待改进和完善，应该怎样改进和完善才能真正对得起无数读者和受教育者。

　　由是观之，教育当局应该认真地清理一下教材市场了。不容置疑，在教材市场上确实存在一些精品教材，颇受消费者信赖。对于这样的教材，应该尊重之、广播之；对于这样的教材编写者，也应该尊重之、广播之。但对于充斥于教材市场上的那些形形色色的拼凑炮制之作，当局不能任其泛滥，放任自流。以高等教育教材为例，在教材建设决策之时，应该首先反思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我们要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毕业生。如果要大一统思想，则教材会以权威统编为主，禁止多头编写的混杂局面；如果讲究个性化教育，则教材不便以权威统编为主，而应尊重教育者自主决定权和受教育者的自主选择权。我倒认为，在发展个性化教育已经较为成熟的教育单位，可以放行教材编写的自治空间；否则，还是要尽量控制教材编写中的巧立名目现象和好大喜功观念。因为道理很简单：并非什么人都可以编教材。

　　作为教材编写人员，除了要自觉而真实地掂量一点自己的实力之外，还应当充分认识到教材的性质和地位，以科学研究的严肃思维认真待教材的编写，而不能以看扁教材的心态去随意编写教材，拼拼凑凑，坑骗读者、毒害学生。教材的主管单位和出版单位应该对教材的编写立项或出版立项严格把关，鼓励监督和举报，倡导对教材的评价，对那些读者和同行普遍反应强烈的教材，应该及时终止发行和使用。总之，肃清教材市场，还原教材本应有的高贵地位，像严肃的学问家对待专著一样，创作出经典的教材，对得起读者，对得起学生，对得起教材地位，对得起编者身份，对得起学问尊严，才是教材编写的真谛。除此而外，都是瞎编乱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