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品官给房二十间，二品官给房十五间，三品官给房十二间，四品官给房十间，五品官给房七间，六品、七品官给房四间，八品官给房三间，拨什库（领催）摆牙喇（护军）披甲给房二间。”[71]

　　但仅仅十年之后的顺治十六年就规定，“各处取到旗下官员，拨给房屋，各照旧例酌减。”最多的只能分到14间，最少的只有一间。[72]这相比入关之初的待遇已经大为下降。

　　到康熙初年，开始采用货币分配方式（地皮仍旧免费提供）。康熙七年规定，“盛京后来甲兵余丁未得房屋者”，照每人屋一间例，折价三十两自行置造。[73]康熙八年降低为二十两。相比于上涨的物价，这一标准的降低无疑是政府难以满足旗人住房需要的结果。既然是货币分配，自然要允许旗人自盖房屋。北京城内土地原是按照八旗方位分配的，“八旗官员兵丁，俱照分定地方居住，”如欲自盖房屋者听，都统、副都统查明本旗空地，令其自盖。[74]这实际也是清政府难以建造足够住房的表现。

　　这一转变同样影响到了外来归附人员的住房政策。对于外来归附人员的住房保障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一向由清政府提供。“工部照所拨旗分，买房安插。若无房屋，工部于本旗空地盖给。”康熙十四年八月的一份档案曾详细记载了 “阵前投诚一品官金进等官及披甲闲散人”房屋赏赐的情况。[75]但康熙八年曾规定，嗣后各处投诚人员，给予官地盖房，照例（每间银二十两）给价。[76]因此，官为建造的应该属于少数例外，提供地皮、给价自盖已成为政府的首选政策。

　　（三）“无屋可居者”问题

　　随着人口的繁衍和社会的发展，旗人内部开始出现所谓旗人生计问题，表现在住房上就是“无屋可居者”越来越多，正如康熙皇帝所说的：“曩日满洲初进京时，人人俱给有田房，各遂生计。今子孙繁衍，无田房者日多。”“满洲户口，滋息甚繁，兵丁内无屋可居者有之。”[77]如何解决这部分人的住房问题逐渐成为清政府旗务行政的重要内容。

　　一是传统的赏赐方式。康熙二十二年，根据工部的题请，将驻防外省官兵在京房屋，由户部给发房价买下来，给本佐领内无屋穷兵居住。

　　二是“劫富济贫”式的平均主义办法。康熙二十二年，“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八旗贫丁周给房地”，康熙指示说：“八旗官员房屋田地虽皆系从前分占，亦有额外置买者，可令有房四五十间之人，量拨一间，与无房屋人居住。”[78]这种视私自购买住房为非道德、将富有者的住房调剂给无房人居住看作理所当然的观念和作法，体现了八旗传统的旗分制的“供给”、“均分”等原则。

　　三是建设公共性质的官房。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五月，康熙帝指示八旗都统调查内城旗人住房情况，发现无房旗人达7000多人。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康熙皇帝发表了与以前有所不同的看法。第一，否定了此前的平均主义思想，不赞成采取抽肥补瘦、劫富济贫的办法：“京师内城之地，大臣庶官富家，每造房舍，辄兼数十贫人之产，是以低渐狭隘。若复敛取房舍以给无者，譬如剜肉补疮，何益之有？”第二，否定了租赁的办法，认为这增加贫乏兵丁的负担：“贫乏兵丁，蹴屋以居，节省所食钱粮，以偿房租，度日必至艰难。”第三，主张采取积极的建设房屋、免费租住的办法：“于城之外，按各旗方位，每旗各造屋二千间”。“此屋令无得擅鬻，兵丁亡退者，则收入官。”根据估算，造屋两千间大略约费三十余万两，“譬之国家建一大宫室耳。”[79]根据康熙帝的指示，大学士和八旗都统查看“城垣之下各旗空隙之地有可营建房屋者”奏闻，七月工部尚书即复奏了具体的办理办法，并从六部、都察院等衙门抽调人手，很快建造了16000间房屋，“无房屋旗人，每人给房二间居住”。 [80]此后再也没有抽肥补瘦式的记载。旗人住房的保障工作转向为贫苦旗人提供免费住房、资助旧房维修和鼓励旗人“按揭”购买官房等多元化的更积极的作为。

　　其后比较大的兴建官房、赏赐贫乏旗人居住的活动有这样几次。（1）乾隆二年，奉旨赏给公产地价银十有六万七千余两，建造官房，分给八旗贫乏旗人居住。[81]（2）乾隆十六年，令步军统领查明京城空隙地基，以八旗所盈余的地租银给价置买，交与工部估建官房，赏给贫乏旗人居住。[82]清政府在调查的基础上还制定了第一份官房建造计划。[83]（3）道光元年，皇帝“思八旗丁口繁盛，生计维艰”，决定将芦商生息款内的山东息银五万两，用于“分年添盖房屋，以为贫乏旗户栖止之所”。当时内务府大臣议定，城内左右翼空闲地面五十六处，堪以建盖房二千六百八十八间，每间拟各面阔九尺，进深一丈，高七尺五寸，径五寸。每年建盖房四百间，自二年至七年，共二千四百间。再皇城内有空地七处，建房四百八十三间，拨给内务府三旗贫户居住。城内每年盖造，分拨八旗，每旗房五十间，满洲二十五间，蒙古十间，汉军十五间，交内务府查收，分拨八旗贫户居住。每至十年，咨报内务府修理一次。[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