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州县城郭人户虽有房屋，又缘出赁与人居住，难得空闲房屋。今逐等合那趱房屋间数开后：第一等五间，第二等三间，第三等两间，第四等一间。

　　一乡村等人户、小可屋舍逐等合那趱房屋间数开后：第一等七间，第二等五间，第三等三间，第四等第五等两间。

　　急将前项那趱房屋间数报官。灾伤流民老小，在州者州官著人，在县者县官著人，在镇者监务著人，引至钞点下房屋间数内计口安泊。本县及当职官员躬亲劝诱，量其口数，各与桑土或贷种救济，种植度日。如内有现在房数少者，亦令收拾小可材料，权与盖造应之。若有下等人户，委的贫虚，别无房屋那应，不得一例施行。如更有安泊不尽老小，寺院庵观门楼廊庑，亦无不可，务令安居，不致暴露失所。[44]

　　在另外一份公文中还规定，“指挥青淄等州须晓示道店，不得要流民房宿钱。”这些做法得到了清代灾荒专家陆曾禹的高度赞扬。

　　“人当颠沛流移之日，身无一文，扶老携幼，旅店不容安歇，道途桥上栖身，冷雨淋肤，寒风刺骨，即壮健者亦将病疫，况饿体愁人，有转于沟壑者哉？富公于青州，首重安顿流民之法，故无暴露失所之人。则凡有流民入境者安可不仿佛前贤，以安其身哉？”[45]

　　另外一位山东官员滕达道也将流民的“得居”放在“安流”工作的重要位置。

　　（滕达道）“召城中富民与约曰：流民且至，无以处之，则疾疫并及汝等矣。吾城外废营田，欲为席屋，以待之。民曰：诺。为屋二千五百间，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锅炊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妇女炊，少者汲，壮者樵，民至如归。”[46]

　　在上述史料以及清代的有关文献中，在安流民这一环节，民间力量均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政府是否切实负责和引导则更为关键。这里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是，虽然救济流民本是政府的首要职责，却始终没有明确政府为流民提供衣食和临时住所的责任，平时并无救济房屋的预备，更未形成比较系统的制度，[47]在荒政著作中介绍的都是这样一些能吏的所谓高招。这和灾民家园重建主要由政府负责且有一定的制度有很大的不同，也是流民问题始终得不到妥善解决的重要原因。

　　（二）重建家园之资助

　　在中国古代的荒政著作中，对流民的救助还包括资遣回乡、发给耕牛和种子、重建家园等内容。这里主要介绍其中住房的重建工作。南朝时颁布的《听流民还本诏（十七年正月丁巳朔）》规定，流民回乡没有居宅的，可以占请官地官宅：

　　“若流移之后，本乡无复居宅者，村司三老，及馀亲属，即为诣县，占请村内官地官宅，令相容受，使变本者还有所托。”[48]

　　明代回乡流民没有房屋者官府代为建造：

　　“成化元年，令流民愿归原籍者，有司给与印信文凭，沿途军卫有司，每口粮三升，其原籍无房屋者，有司设法起盖草屋四间，仍不分男女，每大口给口粮三斗，小口一斗五升，每口给牛二只。”[49]

　　清代有“留养资送”流民的政策（乾隆时还曾一度废除），[50]与前代并无多大区别。当时值得注意的是对灾区被毁房屋的所谓修费银制度——这自然也适用于流民被毁房屋的重建。乾隆年间的《户部则例》规定：“地方猝被水灾，该管官确查冲坍房屋，淹毙人畜，分别抚恤，用过银两，统入田地灾案内报销。”“民间失火延烧房屋，地方官确勘情形，酌加抚恤，所需银两于存公项下支销。”还详细规定了每省损坏房屋的救助数额（各省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根据以下三项标准综合决定：第一是原来房屋的经济价值，是瓦房、草房还是土房；第二，损坏程度，是全部被毁、材料还在或者稍有坍塌；第三，受灾人家的经济状况，是极贫、次贫还是又次贫。对于房屋被冲毁的要马上予以救济，在灾后再进行复勘，根据灾害情况再行补助。

　　一奉天省水冲旗民房屋修费银：全冲者每间三两；尚有木料者，每间二两；尚有上盖者，每间八钱。凡验给坍房修费，以二人合给一间银两，如人口数多，所住房少，仍按实住间数核给。

　　一直隶省水冲民房修费银：全冲者，瓦房每间给银一两六钱，土、草房每间给银八钱；尚有木料者，瓦房每间给银一两，土、草房每间给银五钱；稍有坍塌者，瓦房每间给银六钱，土、草房每间给银三钱；瓦、草房全应移建者，每间加给地基银五钱，每户不得过三间。

　　一山东省水冲民房：露宿之时，不论极贫次贫，又次贫，按户先给搭棚银五钱，水退后分别验给修费银两，极贫每户一两五钱，次贫每户一两，又次贫每户五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