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法的语言具有诗的功能，[12]那么它的效力机制将迥然不同。试比较下列两句话：

　　“天行无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命》

　　“花自漂零水自流”。——李清照《一剪梅》

　　这两句话的字面意思，都是说天地万物自然存在，不与人相关，但第二句话的重点显然不是其字面含义，而是字里行间透出的言外之意：花独自在飘，水独自在流，全然不顾离人的孤独与相思；这种言外之意恰恰与其字面意思完全相反：一枝一叶总关情啊。此外，这句诗所表达出来的意境，也不是任何符号性语言的所指，它本身就是由作为“能指”的诗语言创造出来的，简言之，在诗中，能指与所指尚未分离。在日常语言中，能指与所指相统一的现象也很常见，最典型的例子是骂人，比如骂娘，有人声称要与对方的母亲发生最亲密的身体接触，显然，骂人的效果并不依赖于语言的所指真实地发生，也就是说，骂人者并不需要真正地与对方的母亲发生性关系。

　　诗的例子表明，语言并非总是单纯的符号，思考一下语言的其他功能，或许对我们理解软法现象会有帮助。律法的效力及其强制性，只有在能指与所指相互分离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当二者没有严格分离的时候，法的强制性不再存在，而法的效力也必须以不同的模式来理解。

　　（三）软法的本质是一种官方叙事

　　首先看宣示性规范。指导性规范容易被视为是“软化”的律法，而宣示性规范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用律法的效力模式去理解，因为它对人的行为不作任何指示，也不存在是否遵守的问题。但如果由此认为宣示性规范没有法的效力，那就错了，如何理解宣示性规范的效力，是最能考验法学家理论功底的事情。最典型的宣示性规范，是宪法序言，它的效力问题让学术界进退两难：作为最高大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说它没有法的效力，讲不通；说它有效力，又讲不清这个效力是怎么回事儿。其实解决宪法序言是否有效力，有一个简单的方法，那就是把宪法序言放到别处去，看看效果有什么不同，比如，把序言放在政策内参里、小学课本里，或者放到小说里，同样的内容，还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吗？显然不能。宪法序言只有作为法，才能产生相应的效果，这说明，宪法序言具有法的效力无庸置疑，关键的问题只是如何解释这种效力。宪法序言的内容，主要是说明立国的历史背景、社会基础及其政治方向，从而影响人们对国家政权及其各项法律的态度，而这些效果是否能够达到，达到的程度，受序言之地位的影响，只有把这些文字放在最高大法里、放到最高大法的最显要位置，才能达到最强烈的政治宣示效应。宪法序言产生效力的机制，类似于文学，小说、诗歌的叙事能够深深地影响人们的世界观及其行为，两者的不同在于，文学叙事的影响力只源于艺术性，而宪法叙事的影响力主要来源于宪法的身份和地位。当然，宪法序言的效果，也受这种叙事的艺术性和科学性的影响，但最关键的仍然是宪法的身份，把这些文字放在宪法序言中，说明它们在立国者的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地位，人们当然会对这些文字刮目相看。

　　宣示性规范不限于宪法，日常政治生活中也会有大量宣示性文件，如白皮书、立法草案的说明、政策声明、国情咨文、示范性技术标准、对模范人物的官方介绍、政府工作报告等，古代对节妇、忠臣孝子的表彰也都属于宣示性规范。它们的意义不是下达命令，而在于改变人们对事情的看法，要达到目的，叙事的艺术性和科学性就非常重要，不象律法，只是简单粗暴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