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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仍处于矛盾的上升阶段
把“社会问题曲线”作为描述中国社会转型秩序的基本手段，我们首先需要确定这个曲线的时间起点和大致终点。
由于本文关注的是中国转型时期的法律秩序从当前向未来的可能演变，就分析起点来说，过早的时间分析起点是不适合的。比如，从近代史的角度看，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也即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的最初启动，应该从1860年的洋务运动算起。再近些的时间起点，就是从上世纪50年代起，是新中国自主工业化进程的开端。这两个时间起点都与本文关注的主题相距较远。更贴近本文主题的时间起点，是上世纪80年代。由此，中国开始了重新面向世界的、新一轮的社会现代化运动。就终点来说，中国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按照中国政府提出的政策目标看，2050年要实现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完成现代化国家的建设。这个时间终点可以包容本文所关注的从当前到未来的秩序演变，是比较恰当的。
这样，本文的社会问题曲线的时间周期，大致可以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到本世纪2050年结束。这是一个时间跨度长达70年的相对完整的分析周期。
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正处于什么样的阶段？中国的法律秩序状况是有继续恶化的可能，还是已经进入了良性轨道？
这肯定是一个争议很大问题，是一个涉及到多方利益甚至涉及政绩评估的问题。因此就需要特别谨慎地求证。
谨慎求证的一个基本思路，是把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问题看成是由转型时期的经济、社会、人口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产物。它的法律表现可能是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分化严重，犯罪、纠纷与信访等指标不断上升，问题的根源在于社会。所以，要从法律外部寻求导致法律秩序不稳定的根源，从法律外部寻求导致犯罪增长、秩序不公正和各类社会纠纷上升的源头性问题。把法律外部的社会过程看成是原因，法律自身是各种外部社会因素的结果。这也符合法学理论的基本假设和其它社会科学的基本共识。
在确定了法律外部的各种因素与法律自身因素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的前提下，可以认为，如果导致法律秩序不良的各种源头性问题不断上升，则可以判断，中国仍处于矛盾上升阶段。如果对各种源头性问题的法律治理效果不理想，则又可以进一步判定，中国转型时期的法律秩序仍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
我们首先看第一个方面，即各种源头性问题是否处于上升阶段？
从国际经验上看，中国已经进入人均GDP的重要跨越期，这是一个机遇与高风险并存的关键性阶段。2004年3月8日，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对在场的中外记者说过这样一番话：“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这个阶段，对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历史意义。已有的国际经验显示，很多国家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可能会出现这样两种前途：一种是进入‘黄金发展期’，即保持一个较长时间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实现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明显提高，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另一种是出现所谓的‘拉美现象’， 主要指拉美的一些国家，则在人均GDP 超过1000美元以后，城乡、工农发展失衡，经济停滞不前”。（4）
人们注意到，如韩国等东亚国家，在人均GDP 超过1000美元以后，经济结构呈现可持续发展态势，城乡、工农之间协调发展，保持着旺盛的经济活力。与之相反，在拉美国家的转型时期，政府面对各种矛盾处理不当，结果走向贫富悬殊、失业激增、分配两极化、社会矛盾激化，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
中国正是处于这样一个发展的分岔点阶段。
具体说，从城市化角度看，在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里，中国城市化进程人为地大大落后于工业化，长期处于抵制状态的城市化进程正进入高峰阶段。按有关专家预测，在2050年之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必须从现在的40%提高到70%以上。这就意味着只有每年平均增加1%的城市化率才能达到现代化的要求。如此计算，每年将有1000万以上的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这将会对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压力。庞大的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加之其它因素，使得中国社会的犯罪进入高增长期，即有所谓“第五次犯罪高峰”的说法（5）。
中国人民大学的李路路教授从社会控制体系角度分析说，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是，一方面，原有的社会控制体系已经失去实效，而新的控制体系和应对危机的能力都尚未建立起来。这本身就是对城市社会公共安全的直接威胁。比如，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国因天灾人祸死了许多人，整个社会仍然能够被有效控制，但2003年和2004年的两次SARS危机则非常明确地表明，中国原有的社会控制系统已经失效（6）。
综合多方面情况，有关专家把中国社会正在面临的种种问题归纳为一个颇具警示性的判断：中国已经进入高风险社会（7）。
2004年，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课题组对来自国务院各部委、重点科研院校、主要民间组织以及国外大学、驻华国际组织的98名中外著名专家进行了调查。这些来自不同领域的学科带头人和领军人物对我国“十一五”时期（2006年～2010年）可能影响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风险因素、风险领域以及风险冲击程度进行了科学预测和分析。课题研究表明，在2010年前，中国面临着十大风险，按大致的风险次序排列分别是：就业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生态资源问题、台湾问题、全球化问题、信心与诚信问题、公共卫生问题。其中，三农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直接涉及社会安全，生态问题、金融风险问题、诚信问题和公共卫生问题也同样涉及到相关法律秩序的状况（8）。应该注意到，就业问题和三农问题是分居第一、二位的，这与中国目前的快速城市化过程有密切关系。上述因素的存在，使得中国社会的转型秩序面临着巨大压力与挑战，治安秩序、公共安全秩序、经济秩序、管理秩序、生活秩序等社会整体秩序都将经受更大的考验。
“和谐社会”政策目标的提出，也正是应对上述社会背景。
基于上述多种因素的分析，大致可以判断，中国仍处于社会矛盾上升的阶段，并未到达社会矛盾的最大值区域。这种情况的结果是，各种标志法律秩序的指标不断恶化。比如，社会分配严重不公，贫富分化严重，犯罪率、信访率不断攀升。如果我们把各种标志法律秩序恶化的指标用曲线叠加在一起，并把它抽象处理，可以得到一个简明的“社会问题曲线”（见图2）。
标志法律秩序恶化的各种情况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分析：
主要表现之一，社会秩序的公正性受到严重挑战。最突出的情况，就是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分配不公已经相当严重。2002年，在亚洲开发银行第三十五届年会“中国日”研讨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鲁志强介绍说，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一九八○年的零点三三迅速增大，一九九四年突破警戒临界点零点四，目前已经超过了零点四五。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他用了三个“世界少有”来概括其中的特征。一是收入差距扩大速度快。在短短20年时间里，中国就从一个收入差距很小的国家急速迈入收入很不平等的国家行列，这样的速度是世界上少有的。二是收入分化带有明显的群体特征。居民收入水平与地域、行业和所在企事业单位有很高的相关程度。象中国这样大的地区、城乡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在全世界是少有的。三是公众对收入分配现状的不满，特别是对依靠行业垄断的不合理高收入，以及贪污腐败、权钱交易等违规违法收入表现出强烈不满，也是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是不多见的。鲁志强同时表示，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难度很大（9）。
法律秩序恶化的表现之二，是直接标明法律秩序状况的各种指标出现急剧攀升。
大致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进入各种矛盾纠纷在数量上的攀升阶段。其中，犯罪、信访等具体数字虽然在不同时期各有起落，但数量上升的总趋势未改变。
从信访方面看，1978年至1982年的四年多时间里，全国法院处理民事申诉来信39800件，接待民事申诉来访近4.4万人次，两者相加共83700件(人)次。从到1998年至2002年，在同样4年时间里，全国法院共接待处理群众来信来访4224万件（人）次，上升了近500倍，上升速度之快，超乎人们的想像。主要集中于“三农”问题、拆迁问题、失业问题、治安问题和公民权利保障问题。如此大规模的信访，表明在社会结构的微观层面(基层)上蕴藏和积压着大量人际矛盾和社会矛盾（10）。社会学家李强认为，如果改革和发展的前20年面临的主要是经济问题，那么改革和发展的后20年面临的将主要是社会问题。而今要全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矛头直指这些社会问题（11）。
从犯罪率上升情况看，自上世纪八十年人以来，中国社会的犯罪峰值与经济发展呈同步创新高的走势。从1978年到1995年，中国经济以年平均增长7.49％的速度提升，人均年GDP增长率达到6.04％。此阶段犯罪峰值伴随着经济9.49％的增速，以不同的新高相呼应。从1987年至1989年12年间以年增长11.142％速度跃升，尤其是1994年以来，更是以年增长39.256％速度不断攀新高（12）。1990年，一个列入国家“七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的《中国现阶段犯罪问题研究》课题组，曾经对90年代的犯罪趋势进行预测，“90%的专家认为我国1991年至1995年公安管辖的刑事案件，总体发展趋势仍将呈继续上升状态”。这个预测事后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13）我们知道，不论是在十九世纪法、德、俄等国的工业革命初期，或者二十世纪发展中国家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进程中，虽然各国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的特点有所不同，但都出现了犯罪率激增的现象。中国也没能够成为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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