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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盖尤斯：《法学阶梯》，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28页。
见〔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第355－358页。
见江平、米健：《罗马法基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61页。
见〔古罗马〕盖尤斯：《法学阶梯》，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44－6页。
尤斯的《法学阶梯》第129条规定：“在下列情况中出现记人于物的债权誉帐，比如：我把你因购买、租赁或者合伙而应给付我的物记在帐上，表示曾向你支出。”第130条规定：“在下列情况中出现记人于人的债权誉帐，比如：我把提兹应向我给付的物记在帐上，表示该物曾支付给你，也就是说，提兹已委托你向我支付。”《法学阶梯》，第244页。
见〔古罗马〕盖尤斯：《法学阶梯》，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44页。
见〔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第360页。
古罗马〕盖尤斯：《法学阶梯》，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46页。
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89页。
世纪注释法学派阿库修斯（Accursius）指出：“所有契约都要求同意”。James Gordlen,Philosophical origins of Modern Contract Doctrine(Clarendon Press Oxford,1991),P45. 盖尤斯对合意的解释为：“以上述形式（指以要物方式、口头方式以及合意方式）设立契约之债时需基于合意，这是因为上述契约之债的设立并不要求任何表达方式或文字上的特别之处，只要求缔约双方的一致同意。”《民法大全·债·契约之债》，第13页，D. 44. 7, 2,1。
见童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4页。
见童安生：《民事法律行为》，1994年，第10页。
见〔意〕朱塞佩·格罗索：《罗马法史》，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17页。
“合意，或称协议，即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一致。”见王家福等：《合同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36页。
见扬振山、〔意〕斯奇巴尼 主编《罗马法·中国法与民法法典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44页。
“简约”是指缺乏形式且不是依据某一债因而达成的协议。在法律上，简约不产生完备的债，因此，不存在以简约为依据的任何法律诉讼。在万民法时期，简约已具法律效力，即从“裸体简约”发展为“穿衣简约”。“穿衣简约”具有法律诉讼权利，有三种形式：法定简约、附加简约和裁判官简约。
见〔美〕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贺卫方等 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161页。
见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7页。
英〕梅 因：《古代法》，沈景一 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33页。
古罗马〕查士丁尼：《法学总论》，张企泰 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6～7页。
古罗马〕查士丁尼：《法学总论》，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7页。
元前242年，罗马设立外事裁判官，专门负责处理罗马市民与异邦人与异邦人之间以及异邦人之间的所发生的民事、商事纠纷。
判官告示分为永久告示和临时告示。裁判官将人们从个案裁决中积累起来的经验而总结出的一般规范，编入在任职年度之初分布的告示之中，该告示被称之为永久告示；“临时告示”是指裁判官在任职年度期间争对具体的情形所颁布的措施。
意〕朱塞佩·格罗索认为：“‘诚信’（fides bona）标准的产生方式告诉我们为什么‘诚信’被直接作为具有约束力的规范要素加以看待，为什么罗马执法官（自公元前242年起的‘外事裁判官’）均认为它具有这样的约束力，也就是说，对于某些行为，承认因‘诚信’要素而产生的法律效力。”朱塞佩·格罗索：《罗马法史》，第236页。
见〔意〕朱塞佩·格罗索：《罗马法史》，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37页。
见〔意〕朱塞佩·格罗索：《罗马法史》，1994年，第237页。
见张宏生 主编《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06页。
美〕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贺卫方等 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147页。
十二世纪和十三世纪，波伦亚大学和其他欧洲大学法学院的课程设置与教学方法的基础是一种分析与综合的新模式，后来逐渐被称之为经院主义方法。最初在法律和神学两个领域内得到充分发展的这种方法，是预先假定某些书籍的绝对权威性。一方面，他们认为这些书籍包含着一种综合性的和完整的体系；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假定文本里可能存在着疏漏和矛盾。因此，便将文本的叙述、疏漏的填补以及矛盾的解决作为主要的任务。在当时这种方法被称之为“辩证的”，其蕴含寻求对立事物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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