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要保护私权，保护个人利益，不是说私人的利益就是目的本身，而是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更有效地组织社会，实现法律保护公共利益的目的，近代法律的精神，就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在保护个体利益的同时，更好地实现了公共利益。忘记了这一点，片面强调私权，认为私人的权利就是不可动摇的，不可侵犯的，神圣至上的，就是犯了将工具替代了目的的“拜物教”错误。
但这种错误并不少见，甚至在许多有名的民法学者哪里都是如此。沈阳市将交通事故规则，从无过错责任转换到了过错责任（当然这也是有争论的，如何定性），一些民法学者马上就祭起了“反人道主义”、“侵犯个体人身自由”的番天印；股市的主流调子，现在已经变成了凡是小的股东，就是对的，其权利就应当保护，凡是大的股东，就是恶的，就要作出让步；甚至一些学者在司法改革的建议中，要对犯罪人提供七八次救济，等等。其逻辑就是凡是私人的，个体的，就是对的，凡是政府的、公共的，就是错的。的确，中国存在着严重的体制问题，公共产品整体上是落后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对的。难道我们只要走路的自由，不要开车的自由？只要走路的人权和人道主义，不要开车的人权和人道主义，只要小股东分蛋糕的自由，不要大股东作蛋糕的自由？难道我们的
刑法，一定要变成“迟到的正义”？
民法要保护私人权利，从财产权到人身权，不独民法为然，商法、经济法、
劳动法、社会法，以及
宪法毫无疑问都要保护私人权利，但哪一个法律也不能绝对的保护私人利益。保护私人利益是保护公共利益的手段。社会如果是松散的个人，就不成其为社会，正是法律构成了社会的“纽带”，在一个法治社会中，能够将大家组织起来，实现公共价值，这才是本质。
将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凌驾于私人之上，是我们传统社会乃至于共和国都出现过的错误。这不是人类社会第一次犯这样的错误，共相压倒了个相，也不会最后一次。在改革开放以后，私人权利得到了加强，但仍然不够，呼吁、强调、呐喊，乃至于“上书”、“造势”和“启动司法审查”，都是值得称道的。但当一种理论成为主流，用一个共相来压倒另一个共相，就类似于“东风压倒西风”一样，都是一种“媚俗”，用之于社会政策，都会“矫枉过正”。
【注释】 威廉·詹姆士：《实用主义――些旧思想方法的新名称》，陈羽纶、孙瑞禾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7页。
我们借用了对实用主义的批评，aggressive，经济法恰恰是边沁主义道路的产物，和康德主义相对。
《五灯会元》卷17。
参见 邬昆如、高凌霞：《士林哲学》，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版；对亚里士多德的这个观点存在许多批评，参见 罗素：《西方哲学史》，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P215页以下。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8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4页。
史际春先生在1993年针对法律部门划分中的客观理论，以及其苏联思想的根源，进行了批判。参见 史际春：《经济法的地位问题与传统法律部门划分理论批判》，《当代法学》1992年第3―4期连载。
《商君书·开塞第七》。
《商君书·错法第九》。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
4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