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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目的、价值取向我们的思维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呢？进一步说，如果仅仅物质的客观性，或者说，在我们的眼中，如果都只是物质基础，都只是电子、原子，都只是物质本身，有什么用呢？显然，对我们有意义的世界，只有由原理、道理、规则、规律组成的，而不是由物质组成的。我们常常简单地批评亚里士多德、阿奎那、笛卡尔、康德、牛顿、黑格尔、孟子、老子这些人把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颠覆了，他们这些“唯心主义者”很多还是自然科学家，难道他们真的是这么思维简单吗？显然不是，那是因为他们所追求的、所关注的是“有意义的世界”。
让我们举一个亚里士多德的例子，来说明质料、目的、形式、本质之间的关系。万物的形成必有原因，椅子和桌子的产生，必须先有木头，这是质料因；但是桌子成为桌子，椅子之所以成为椅子，还需要一个形式因，各有各有的形式，如果没有这个形式，万物就会混成一团，如果没有规律，我们眼前飞舞的全部都是电子、原子，那也无法区分桌子和椅子；进而，之所以形成桌子和椅子，要有推动力，比如工匠，这是动力因；而最后，之所以要出现桌子和椅子，要存在一个目的，比如散步是为了休息或者减肥，这是目的因。在此之后，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将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归结在一起，总结为“形式”，事物之所以成为那个事物，是因为事物的存在常常和目的是一致的，物质（用亚里士多德的眼光看来），不过是金、木、水、火、土等等东西，而这些不具有独立性和个体性，此物之所以是此物，彼物之所以是彼物，是取决于形式而不是取决于质料，桌子之所以成为桌子，是因为具有桌子的形状，而不是因为木头。进一步，木头是一种潜能，而变成桌子，则是一个现实，从潜能到现实，是一个质料的形式化过程。
和他的老师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更关注于“个相”，是事物的特殊性，而不是“共相”，哲学历来都是研究“存在”（being）的，而亚里士多德坚定地认为，存在首先是个别事物的存在，而后才是“共同的”存在。首先是桌子、椅子，然后才是木头，才是物质，才是客观实在性。共相和个相孰先孰后，在哲学史上争论了一千多年，几乎就是整个中世纪哲学的全部[4]。
而当“形式”、“规律”、“精神”、“处理方式”甚至是“灵魂”构成了此一事物和另外事物的根本区分的时候，认识每一事物“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是如此”，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这正是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之后”（metaphsics）的正义观、伦理观的起点，让我们翻开《尼各马科伦理学》的开篇，看看他是怎么“吾道以一贯之”的：
“一切技术、一切规划以及一切实践和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标……由于实践是多种多样的，技术和科学是多种多样的，所以目的也有多种多样。例如，医术的目的是健康，造船术的目的是船舶，战术的目的是取胜，理财术的目的是发财。在这里，某些活动有时归属于同一种能力。例如，制作马勒以及其他马具的技术，都归属于驯马术，马战和一切战斗行动都归属于战术，以同样方式其他活动也属于其他技术。从这里可以看出，那占主导地位的技术的目的，对全部从属的技术的目的来说是首要的。因为从属的技术以主导技术的目的为自己的目的。（不论实践目的就是现实活动自身，还是在活动之外还有其他目的，如以上所说的科学那样，实际并无区别）”[5]。
在本文的开篇中，花了如此笔墨来阐述这位大师的思想，甚至是有些枯燥（boring）的哲学理论，是想提醒我们一件事情：认识自然科学（追求的是真）的世界观，和法学（追求的是善）的世界观，两者是不同的。目的、宗旨是不可忽略的，否则这个世界是没有意义的，这说明并不是单纯的认为客观实在性是决定主观意识就足够了的。对待法学也是如此，如果法律仅仅是客观世界的反映，而不去考虑其目的、宗旨、形式、精神这些东西，是无法正确地理解法律部门的组织的。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念，在2000年来始终影响着我们。而对待法律部门乃至于法学，单纯的“客观反映论”，由于受到前苏联的法学思想的影响，始终深深地存在于我们今天的法学思想之中[6]。
让我们进一步深入地理解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如果法律规范仅仅是“应当……禁止……否则……”这么简单的原材料，就类似于木头（质料），并不能说明法律规范为什么组织或者根据什么组织起来。如果我们研究法律面对的是无数的法律规范，就象我们眼中仅仅看到了原子和电子，并不能是一个有意义的世界，也不能构成法律部门的划分和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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