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一个法学院的法理课上，我们都会被明确地指出，法律是 “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是主观的。法律部门的划分是主观的，这在我们的前一期漫谈中已经阐述过了。但是我们仍然没有解决，为什么说有些法律规范是经济法的，有些法律规范是
劳动法的。我们常常听到类似的问题一再出现：“
公司法是属于经济法还是属于民商法的”，“
政府采购法是属于经济法的还是属于行政法的”这些的问题。这实际上没有理解事物的存在依据。换言之，我们能说，一块木头，是桌子还是椅子吗？一个原子，属于动物的，还是属于植物的？社会关系、法律规范，并不能作为判断法律部门划分的依据，正在于此。
一个苹果是绿的，是因为我们有颜色的观念，一个木头的组合，是桌子，是因为我们有桌子的形状，反之，我们判断它是一把椅子，是因为它具备了椅子的形状，和我们头脑中的观念相吻合（当然，还可以深究下去，比如桌子、椅子的观念是哪里来的，什么是桌子，什么是椅子，最初的理念是哪里来的，等等）。但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一个木头属于桌子还是属于椅子，因为没有其他的标准引入，比如桌子的形状观念、椅子的形状观念。同样，一个社会关系，或者一个法律规范，你不能简单说，
公司法是经济法的，
政府采购法是行政法的，这是错误的，因为你没有理解，
公司法的法律规范，归属于哪个部门，有赖于这个部门的“形式”或者“精神”。就象我们常常说的，婚姻制度，是哪个法律部门呢？似乎是民法的，不然，如果是婚姻登记，那么就是行政法的；如果发生了婚内强奸，那么就到了
刑法了；如果像《为太太打工》里面一样，还会涉及到
劳动法。因此，用法律规范、社会关系来裁定法律部门，或者说法律规范的归属，就犯了亚里士多德所批评的那种错误，可偏偏这种在中国相当有市场的“客观法律部门划分”，还广泛存在。
第二种类似的错误，不过属于“高级一点”的错误。其逻辑是这样子的，经济法是什么呢？经济法是国家对经济的调整，而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调整是自古就有的，或者说有了国家，就有了对经济生活的干预，那么经济法的法律规范是自古就有了的。用我们上面亚里士多德的例子来说，桌子是什么呢，桌子是木头做的，所以，有了木头就有了桌子。而这种观点甚至在经济法界也存在。
第三种类似的错误，是和第二种相对的，比如说，经济法是什么呢，是20世纪出现的，但是税法，自古就有啊，所以啊，税法不是经济法。这不过是把前面的错误颠倒了过来，我们不能说，斧子是鲁班造的，但是木头是自古就有的，斧子就不需要木头了。
很显然，这些错误的产生，就是没有正确理解：一个法律部门的产生，并不是因为社会关系存在不存在，雇佣和被雇佣关系是人类分工的结果，不是
劳动法产生的依据；结婚生子是人类繁衍后代的必然，而不是
婚姻法产生的依据。甚至婚姻的法律制度，在古代就存在，比如周礼，但我们不能说，古代就有了婚姻家庭法。这些社会关系、具体的法律规范和法律调整，不过是形成法律部门的“质料”，有了木头不代表就有了桌子，有了社会关系和具体的法律规范，也并不代表就有了法律部门。
因此，古代存在不存在国家对经济的调整，存在不存在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并不能说明经济法这个法律部门在古代就存在；反之，古代的税法，那种基于人头、土地的简单功能的法律规范，也不能构成现代税法不属于经济法子部门的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