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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客观的社会关系决定着我们的法律部门的划分，不是客观的社会关系简单地决定着我们的立法。当我们进行一个分类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了：为什么要作出划分。不要忘记了目的、宗旨，而这些在进行区分事物个别性的时候，常常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如果忘记了目的和宗旨，而被技术性细节迷住了，将某些分类奉为不可逾越的，不可放弃的东西，就会出现“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的错误，就成了教条主义。忘记了决定犯罪的根本标准是社会危害性，就会出现“孙大午案”；忘记了法律的根本目的是社会正义，就会出现“刘涌案”。
一个有意义的世界，是“规律”组成的世界；一个有意义的法律体系，是由“正义及其实现手段”组成的。而在中国现在的立法和司法中，充斥着这种“名教”的形而上学错误。
法律不是简单的法律规范，而是一个有目的的活动，而判断这种目的，首先不是研究其他国家的立法，而是要研究本国的需要和实施可能性，以及通过立法、司法、执法过程，能否实现这个目的。丧失了明确的目的，就缺乏明确的标准来衡量效果，这两者是一致的。但现在的中国法律是什么样呢？
立法机关不断地制造法律文件，“书面上的法律”充斥着整个国家，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各种各样的法律、条例、实施细则、办法、规定和暂行规定，层出不穷。从改革开放开始的“无法可依”，到今天的全国上下数万个法律文件。不仅如此，法律的修订也几乎可以用“日新月异”，“朝令夕改”来形容。
最令人可气的是，每当出现一个新领域，每当出现一个新的分工（职业、工种、经济领域、市场），用流行的学术术语就是每当出现新的社会关系，就马上有人呼吁，“XX呼吁新的法律”，“XX需要填补法律真空”，报纸、电视、广播加上一些“时不我待”、“亟需”、“人民的呼声”之类的形容词、限定语，有关部门如同发现了“新大陆”，马上扩展自己的职能；许多“专家”、“学者”有了新的研究领域、论证、课题、观点乃至于专业。法律从部门暂行规定开始，上升到条例，再上升到法律，条文越来越多。然而，在这种貌似科学的立法指导思想之下，事实上不过是“低水平的重复和蔓延”。许多新的社会分工、新的市场领域，比如经纪人、信息分析员等等，属于尚待于发展的领域，问题尚未搞清楚，立的是哪门子法？还没有发展出来，就先加以管制，哪有这样的道理？职业还没成熟，就要认证资格考试、颁发职业证书，根据什么来评判？
为什么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孜孜不倦地热衷搞这种“低水平的重复”呢？因为部门利益，“先下手为强”，不断地扩展自己的职能，意味着更多的执法权，更多的控制能力，更多的拨款、合同、上电视新闻和被采访的机会，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更多的法律条文，甚至成了“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在许多地方政府的工作报告中，制定了多少法律条文，甚至成了政府经济工作的光辉业绩。毫无疑问，80年代开始的“经商热”―“下海热”－“房地产热”－ “证券热”－“IT热”，今天成了“GDP热”、“开发区热”、“立法热”，这些都和行政机关不断制造着regulation的表现。
法律的目的和长处是什么呢？让我们复习一下2000年前的法学家说的是什么？
“治国刑多而赏少，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夫过有厚薄，则刑有轻重；善有大小，则赏有多少。此二者，世之常用也。刑加于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刑不能去奸而赏不能止过者，必乱。”[7]“人君有爵行而兵弱者，有禄行而国贫者，有法立而乱者。此三者，国之患也……法无度数，而事日烦，则法立而治乱矣。”[8]
商鞅告诉我们，法律作为社会治理的工具，第一，惩罚（激励）是最主要的，用我们今天的术语来说，法律责任是第一位的，各种各样的行政机关正是因为不承担错误决策的成本，而导致其盲目扩张，形成了管理学中所谓的“部门视野”和“隧道视野”（政府决策部门的职能扩张，是一个经济法中的重要命题，我们还将进一步深入讨论）；第二，徒法不足以自行，仅仅有法条是不行的，是所谓“有法立而乱”、“法无度数”。而我们今天的法律恰恰犯了这两个基本的错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错误？来源于本文一直所说的，忽略了法律的目标和赖以实施的手段。仅仅认为有某种社会关系就需要法律加以调整，然后就进入“立法――试点――立法”的模式，而不去考虑，调整的目的是什么？用什么手段来实现？手段能不能实现目的？而这三个问题，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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