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公司的法律调整，究竟属于民法、商法、行政法还是经济法呢，如果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婚姻家庭、合同财产就属于民法，那么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说，
公司法是属于商法的，
证券法是属于经济法的（如同我们的司法考试中的划分那样）。
二、经济法的存在
理解经济法作为法律部门的本质，就要理解我们前面所说的亚里士多德的个体划分的理论。作为物质现实的客观意识反映，仅仅告诉了我们如何认识法律的特性，这正如我们在前一期的漫谈中所坚持的法律是“主观”的一样，在哲学上，它所处理的是“共相”问题，而当我们谈到一个具体的问题，则是一个“个相”问题。这正如我们说，人的本质是什么，“人是政治的动物”（亚里士多德），“人是会劳动的动物”或者“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等等，这些是用来将人和动物作出区分的，但是我们如何区分张三、李四、王五呢？这两者是不同的。孔子和庄子的区别，根本上来源于两者的“精神”，来源于两者的思想是不同的。既不是因为孔子和贵夫人南子关系说不清楚（子见南子），而庄子和老婆的关系不好（庄妻煽坟）（一笑），也不是因为孔子的弟子多，而庄子的睡觉做梦多（一笑）。
同样，法律规范、法律意识、法律文化乃至于法律技术的进步，整体上来说，这是法律作为客观社会现实的反映，但是不同的法律部门之间的区分，则不能简单地照搬照抄这一理论。所有的科学都是追求真善美的，不能作为区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依据；政治学研究的对象，和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在很大程度上融合的，但两者仍然是不同的，社会学和经济学之间也是如此，不同的学科之间，是因为研究方法的不同，或者说，是不同学科的“眼光”不同，甚至这种说法也很困难，因为不同的学科在借鉴和融合之中。经济法和其他法律学科的不同，在于“分工”的需要，在于经济法的“眼光”，或者说经济法的“理念”、“思想”、“精神”，而不是基于简单的社会关系或者调整方法来进行划分。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观点来说，是“形式”的不同。
如何理解这种不同的“形式”呢？举个例子来说，公司制度，依照我们现在的通说，是经济法和民法重合的领域，但两者显然是不同的，民法的整个体系是建立平等主体之上的，同时其所拥有的原理制度是物权、债权、人身权以及主体制度，而它的主体制度则是抽象的，这样，民法对
公司法的调整，就是侧重于法人制度和财产责任的延伸。如果说，公司制度本身包括公司的主体地位、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三个方面，则民法侧重于调整主体地位和外部关系。民法对公司制度的解释，最重要的关注于：公司什么时候下是一个独立的主体，公司对外的意思表示什么时候是有效的？但经济法则不同，经济法是从实质正义、效率以及经济自由和民主的角度，处理的是“公共性”和“商事性”相结合的领域，可以说，本来是调整内部治理关系的，但随着现代公司的发展，内部治理、外部关系和主体制度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而公司的公共性也在不断加强，因此，
公司法中的许多新问题是由经济法来调整的。
进一步说，比如董事的权限问题，在民法的视野中，有两个理论框架可以处理，这两个可以看成是两极：代理和代表，代理意味着作出决策和意思表示的人，是独立的；而代表则意味着决策和意思表示的后果归属于公司，非此即彼，所有的判断标准是根据身份标准。但这样就够了吗？这显然是不足的。这个问题本质上和合同中的思维是一样的，如果合同是真实的意思表示，就是有效的，如果不是真实的意思表示就是效力待定或者无效的。董事的权限也类似于董事与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来加以确定（如果我们从广义上来理解的话）。不仅如此，股东和公司的关系，也是如此，股东的出资到位了没有？到位了，那么责任就是公司的，不到位，股东也要承担责任。类似的，许多问题都是这样被转化成了非此即彼的“合同有效性检验”的问题。这种思维其实就是民法中的核心概念：民事法律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