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费用的上升，会直接影响到预防，尤其是单向预防规则，比如无过失责任或者76条规定的这种单方负责的情况。由于诉讼费用的存在或者高昂，会导致一部分受害者“息讼”，这会导致加害人（驾驶人）不会面临全额赔偿的成本，但可能会转化为对受害人个性的判断，带来谈判成本的提高。第二，加害人在受害人提起诉讼的时候，由于存在第三方责任险，而不会面临诉讼费用的约束。这两者进一步造成了双方的成本不平衡。而法律错误，无论是该惩罚的没惩罚，还是该赔偿的没赔偿，都会造成预防水平的降低。
进一步考虑对事前的影响，由于诉讼费用的存在或居高不下，也会导致出现纠纷解决市场的逆向选择，即只有当事人认为可能或者非常大的把握“胜诉”的情况下才会进入诉讼过程。
3、惩罚性赔偿和法定租金
按照76条的规定，在2）中，超出了保险赔偿额范围之外，行车人已经采取了无过失的行为，而行人又有过错，行车人的责任可以减轻，但并不免除。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了这种规则激励上的缺乏效率。现在反过来考虑，即实际上这意味着行人对行车人施加了一个惩罚性赔偿，行人得到了多于其所应得的，而行车人付出了不应当付出的。
将惩罚性赔偿如此应用，显然是错误的。惩罚性赔偿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问题，但很明显，在美国法中，只有故意侵权才会产生惩罚性赔偿[28]，同时合同中不会允许惩罚性违约金。[29]而76条的如此规定，显然是违反了法律的基本原理。惩罚性赔偿的目的只有一个，对实施加害行为的人进行阻止（deterrence）[30]。换言之，在某种法律规范规制的对象中，只有单向预防行为下，才是有意义的。而在双向预防之中，只有具有特定的意义下，比如捕获率低于1的情况下，才具有效率和合理性[31]。
但显然，在交通事故的处理中，强制性的规定惩罚性赔偿，并不符合上述情况，第一，这种事故是双向预防而不是单向的，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加害人和受害人均需要提高预防；第二，如果是故意性行为，会进入
刑法领域；第三，民事损害赔偿确定，不存在捕获率的问题。
而恰恰相反，由于系统性的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并且数目、份额是不确定的，这种情况下，产生了法定的受害人一方的租金。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会出现故意性的敲诈勒索。尽管76条3）中规定了如果是行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责任，由于证明成本的存在，仍然会产生受害人一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同时，由于和1）之间的关系没有清晰解释，会发生更大的问题。
五、到底哪里错了：对76条的法学原理的批评
76条的规定，举起了“以人为本”，“人本主义”的口号和大旗，声称其将“事故责任”和“赔偿责任”相分离。表面上看来，“杀富济贫”，“有车就要有责任”这种心态，甚至是将沈阳的交通事故引入过错规则妖魔化成“撞了白撞”，76条似乎成了正义的化身。但这种立法的背后，完全漠视了法律作为人类长期演进形成的规则背后的科学性和理性，将法律规则当成任意可以调制的佐料，这是一种不尊重法律规则自身逻辑的态度。
在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已经指出，76条规定1）和2）明显是缺乏效率的，所以76条错了。那么到底是哪里不对，这种错误的根源在哪里？总结一下：
（1）忽略了侵权法的目标，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指出的，侵权法的目标不是简单的分配损失，更为重要的是，应当将减少事故的发生，提高预防水平，从而提高整体的社会效率和社会福利为目标。仅仅将法律规则的分配责任当成是财富分配功能，不仅会扭曲规则和激励，更会导致社会效率的丧失。
侵权法的目标是事前效率和事后效率的结合，这意味着制定规则的时候，更应当多考虑当事人在既定规则下的约束条件和反应，形成理性的预期。法律的力量来自于理性，而不是国家的强制力，因为法律总是少数人监督多数人的，是一种成本昂贵的机制。
（2）违背了民事法律规则的最根本性准则：平等。即便是按照
宪法，也没有规定不同财富的人享有的待遇不同，更不用说以平等为核心准则的民法了。赋予一方在对方无过失的情况下的惩罚性赔偿，不仅可能造成大规模的社会寻租行为，从而导致“诚实信用”的帝王条款受到侵犯，更重要的是，造成了系统性的歧视。
以人权作为名义来制定这样的规则更是可笑的，走路是人权，更快的走路（行车）就不是人权了？
（3）违背了罪责自负的现代法律的基本准则，一个人不应当因为没有过错的行为而受到惩罚，一个人也不应当从别人的错误中获得利益，这是现代法律中罪责自负和人人平等的精髓。而系统性的歧视性政策，则导致一个人的行为和其后果之间发生了脱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