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必须注意的是，如公式（6）所揭示的，在双向预防的侵入事故处理之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实现最小化社会成本的时候，加害人和受害人之间的预防水平是相互替代，换言之，一方采取了预防措施，相应地产生预防成本，而可以导致另外一方的成本降低。这使得法律规则成为协调双方的预期和行动的关键所在[19]。即便对过错责任而言，如果不能提供具体的过错标准，在协调预期上也会出现问题。过于抽象的规则，并不能告诉行动中的当事人，如何可以避免自己的责任。侵权法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具体化，需要具体而明确的规则来告诉当事人，损害、疏忽、因果关系的界定和纯粹的金钱损害赔偿等等问题。现代的欧洲大陆法中的许多侵权法具体规则都是由判例确定的，代表了这一发展方向[20]。
三、对76条的分析
《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76条所规定的情况，其原文为：“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
（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
（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
就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之间的责任规则而言，这一条文是由以下部分组成的：
1）在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2）超过限额的，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加上证明成本之后，证明行人存在过失，同时，机动车一方无过失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
3）损失是由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
在这四条规则之中，我们先不考虑3），即故意的情况；我们分两部分讨论，先考虑1）的情况；然而考虑2）的情况，然后看是否可以产生适当和符合效率的激励。同时，我们先忽略保险公司的激励问题，以及保险市场及其收费等等。
由于保险公司承担了赔偿的成本，1）的情况类似于在一定限额下的加害人无责任，则加害人无须在事故中承担预防成本，其预防水平为0。受害人的情况不同，对风险中性的受害人而言，无论任何损失均可以从保险公司得到充分的补偿，因此无需投入预防成本。由此，风险中性的受害人也不会采取预防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事故的成本负担和事故的发生原因产生了分离，当然不会对博弈的行动人产生激励。当然，假定保险公司具有强的监督能力，侵权法的激励问题，就转化成了保险公司和加害人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会产生相应的事前和事后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我们通常的表述则是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和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问题[21]。
现在我们考虑风险规避的受害人，由于在现实生活中，车和人相撞，车辆的损失也容易得到赔偿，而行人则不同，往往是人身受到伤害，而补偿常常是难以充足的，即便是完全和充足的，人们往往也不会愿意受到此类伤害，这种伤害的不同，导致行人常常是风险规避的。
先假定行人是对风险是完全规避的，也就他不愿意受到任何身体伤害。对加害人而言，最小化C(x)，可知对所有的y，C(x)=0；对受害人而言，应当最小化 ，标记为y*(0)，由公式（6）可知， 。在这种情况下，受害人采取了过多的预防，而加害人的预防为零。当行人在风险的完全规避和风险中性之中的时候，受害人的预防水平取决于其风险态度，或者说取决于他对自己的身体和赔偿之间的权衡（trade off），但显然高于社会最优。
在76条规定的1）下，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规定对预防水平根本没有考虑，将损失承担机制和责任认定规则的顺序本末倒置。
在2）的情况下，我们先忽略证明成本，则视乎加害人和受害人的过失，加害人仍然要承担一部分成本，设这一部分为f，f由于同时取决于加害人和受害人的预防水平，任何一方均不能单独影响它，同时，76条也没有设定f的认定标准，我们将f视为独立的系数。则加害人面临的成本为：
（7）
受害人的成本为：
（8）
取其最小化，则可以得到：
，和 （9）
（10）
让我们将其与社会最优的公式（4）和公式（5）相比，可以知道，在任何的预防水平上，预防得到的收益都会小于双向预防下的双方义务责任规则，即小于过错责任、受害人过错的过错责任和受害人过错的无过失责任。这也很好理解，双方由于采取预防行动产生的预防成本是自我承担的，而预防收益则是分割的，这种情况下，任何一方都缺乏激励去采取社会最优的预防行动。如果我们加上双方行为的证明成本（按照76条的规定，这种证明成本是非常高的），这种对社会效率的偏离将会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