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主流法律经济学文献，很少考虑权利原则，一旦谈到权利原则的时候，就会放任自由，由双方当事人谈判协商解决。卡拉布雷西提出的著名的“产权规则和责任规则”（property rule and liability rule）[7]，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交易成本比较小的时候，双方当事人可以自由谈判达成协议，这种情况下就是产权规则，而当交易成本比较高—诸如谈判、签订协议和执行协议的成本—的时候，就需要法律规则来分配责任。法律经济学的发展是从对责任规则的研究，诸如反垄断、规制和侵权的领域开始的，也是一个侧面的证据。解决在何种情况下形成某种权利的经济分析，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将法律经济学和其他科学结合起来才能进行。不过，法律经济学并不强调天赋人权，而是强调纠纷的解决和责任的分配，这一点在侵权法中更为明显。自从霍姆斯法官将侵权法改称事故法（accident）之后，分配事故的责任，从而达到预防事故的发生，构成了法律的目标。换言之，法律规则不能仅仅强调事后的分配和补偿功能，而且需要考虑事前的激励功能，“法律不过是人们对法院将要作出何种判决的预期”。
在对现代法律规则的研究中，人们越来越强调在既定规则下人们的行为会或者可能会发生何种改变，是否会导致预期的明确，行动的确定和规则的遵守。法律规则的制定，尤其是侵权法等领域，更强调事前效率，强调通过责任的分配来达到激励的目的。与此同时，过错责任的重要性被进一步突出出来，和资本主义自由时期强调过错责任有所不同，早期的过错责任，是基于无歧视性原则来作出的，一个人应当就，并且仅就自己的过失来承担责任，否则是不公正的负担；而在现代侵权法中，过错责任是因为其预防起到了最好的激励，和其他责任形式相比，过错责任能够更为有效地满足侵权法的事前和事后效率[8]。
正是基于这些目标，我们才能更为清晰地看出汉德规则（Hand Rule）的意义。汉德公式的最简单表述是：一个风险中性、理性、自利的人应当会被阻止进行侵犯权利行为。当收益（用b来表示），不超过预期承担的责任的时候，用q来代表这一行为给受害者带来伤害的可能性。预期责任等于行为导致的伤害的时候，等于其可能性（用p来表示）乘以伤害，用d来表示。由此，守法的条件可以被写为b
如果说对人本身的价值的关注，降低事故的发生概率，降低损失的程度才是侵权法的首要目标。诚如卡普洛和沙维尔（Kaplow and Shavell）所提出的，侵权法的目标有如下：（1）通过侵权责任的分配，达到激励潜在的加害者来采取注意，降低损失，同时降低他们支付赔偿的概率；（2）分配事故损失的风险，尤其是，赔偿的可能性对风险规避的受害者而言是非常有价值的，但可能会对风险规避的加害者施加了风险成本；（3）减少管理成本，包括法律费用和其他费用；（4）在一些情形下可能会影响收入的分配[11]。
二、基本模型：单向和双方预防
根据事故发生是否需要双方都采取预防措施，可以分为单向预防（Unilateral Care）和双向预防（Bilateral care）两种，在前者中，法律只需要考虑对加害人的激励问题，而在后者之中，则需要考虑双方的激励问题。在交通事故中，如果是加害人故意地通过车辆来进行施害，如果产生了伤害，可以直接进入
刑法的界限，交通肇事罪、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均可以对这种故意行为进行制约。同时，交通事故民事责任的发生，基本上属于双向预防的范畴，即驾车人和行人之间都需要一定的预防水平，如果出现了预防上的显著不对称，则不会进入侵权法的领域。
在一般情况下，76条第2项所规定的机动车驾驶人和行人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会导致行人的伤害或死亡和车辆的损坏，我们假设司机是加害人，而行人是受害人。我们先分析一个假想模型下的社会效率，以及在不同的责任规则下，当事人的行为是否满足社会效率，然后再放松假设，考虑更多的影响因素，进而对76条第2项所规定的责任进行分析和比较。看看76条的规定是否会导致有社会效率的行为。
首先我们假定[12]，加害人和受害人都是理性的（这意味着他们追求利益最大化），满足强单调性和严格拟凹性[13]，同时，他们都是风险中性的。我们设C代表预防成本，则C(x)代表加害人（在本文中指司机）所采取的预防成本，其中x为加害人的预防水平，C(Y)代表受害人的预防成本（在本文中指行人），y为受害人的预防水平，设D为受害者的损失赔偿额。我们先忽略保险、诉讼费用、法官（或者在现场处理的交通警察）的错误，以及国家设立司法机关和执法机关，及其监督管理的成本。同时，我们还需要假定行为人，即加害人和受害人的行为水平不存在差异，即采取预防行动导致的损害减少水平是相同的。先来考虑在简单模型中，对侵权方和被侵权方的激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