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放松假设：变动因素的分析
以下我们考虑上文分析中假设中忽略的要素，并未使用数学表示，也没有展开讨论，这是因为这些已经有许多学者作出了模型和分析。可以说，对这些要素的分析是一般化的，无需单独证明。
1、保险市场
首先来考虑对1）的分析中被忽略的保险问题。侵权法中的责任规则和保险均能对伤害、事故的发生产生激励，两者在两个方面上是相同的，即影响预防或者防止水平，以及影响事故的风险分配。保险是一种风险的分担机制，但同时，保险也是一种监督的分散机制。保险的社会效率不仅仅在于其分散了风险，更重要的是，它通过监督，降低了社会中的风险。
在责任保险中，保险人在通过保险合同对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进行承担的时候，采用了事前的风险控制从而改进了社会效率。同时，保险的产生，是次于责任的，只有法院正确的分配责任，才能让保险起到分配风险的作用，这在《
保险法》中规定的很清晰，第
49条第2款“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这些观念并不难理解，一个已经得到癌症的人，保险公司不可能为其提供寿险，除非其缴纳的保险费等于或者高于保险额；同样，一个对行为有过错的人，保险公司不可能提供保险，保险公司不能为过错保险，而只能为风险承保。
保险的范围，依赖于保险公司“监督”或者“观测”被保险人行为的能力，并且保险公司会通过合同来免除许多责任，或者采用合同的激励方式来促使被保险人提高预防水平，比如“经验值”（experience rate）。这意味着一个有着良好驾驶纪录的被保险人，可以根据其事故的减少，时间的增加，获得保险费的降低。而一个购买跑车的人，可能会缴纳更多的保险费。
第76条规定中的1），显然颠倒了这一关系，不是先确定事故发生的责任，而完全地规定保险公司赔偿，剥夺了保险公司在行人有过失的情况下的抗辩权，也剥夺了其在行车人有过错的情况下的免责事由；同时，预防水平的降低会导致更多的损失产生，这势必会造成保险费的上升。保险公司无论监督行车人的预防水平与否，均需要承担责任，这将保险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变得“合法化”。
保险本身就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一旦保险之后，被保险人就会降低预防水平，从而导致保险公司的赔偿额大幅度上升，进一步导致保险费上升。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斯蒂格利茨和罗森查尔德在其得奖的论文中就已经分析了，由于存在着高风险和低风险的人的行为水平不同，即便是提高保费，由于信息不对称，保险市场也很难存在；由于保险公司之间存在着竞争，保险市场只能存在着分离均衡，也就是说，必须有一种机制，将高风险和低风险的人区分开来，否则保险市场就会由于恶性竞争而导致崩溃。他所提出的方案是让买保者在高自赔率加低保险费及低自赔率加高保险费两种投保方式间作出抉择，以解决保险过程中的逆向选择问题[22]。毫无疑问，不分青红皂白，将保险额内的负担转嫁到保险公司身上，76条完全剔除了保险公司对当事人过失的信息收集、责任免除等一系列权利，第三人责任险，本身就受到了极大的批评，许多学者均指出，由于第三人责任险降低了发生事故的预防水平，导致了其缺乏社会效率[23]。而第三人责任险常常和侵权法规则，特别是无过失责任联系在一起，其结果是这一市场的不稳定[24]，以及垄断的可能性[25]。不过这些已经超出了本文的探讨领域。
76条将保险责任等同于事故责任的做法，和美国的一些州的立法有类似的地方，相当于无责任规则。已经有学者对此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80年代以来由于侵权法的这种改革，导致美国的保险费用和保险赔偿额大幅度上升，而缺乏效率[26]。
2、管理成本、诉讼费用和法律错误
法律制度本身的运作成本，也会影响到对交通事故当事人的激励。在这里，管理成本可以看成是司法的运作成本，在交通事故的处理之中，包括交通警察的设置、交通标志，以及法官和法院的日常费用等等；诉讼费用则是由当事人负担的律师费、寻求证据的费用、鉴定费以及诉讼费、执行费等等；而法律错误则是不能正确判断行为标准，以及不能根据行为标准准确判决赔偿的成本，包括该得到的没得到、该处罚的没处罚两种成本[27]。这些成本，可以被看成是侵权法规则制度中的交易成本。
由于管理成本并不为当事人所承担（这是一般意义上来说的，事实上，行车需要交纳各种费用，当事人均需要缴税），在这种情况下，管理成本不会对预防产生直接的影响，但管理成本会影响到法律错误和诉讼费用，同时也会影响到具体的过失认定。后者也很好理解，比如应该安装天桥、地下隧道或者红绿灯，而没有安装；在这种情况下，会影响到具体情境下的当事人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