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第1、3款，可以认为，它们并没有使股东享有所有权。甚至对资产受益等权利的表述，也不过使是对
公司法中已经具体规定了的各种权利在这里总括地说明一下，股东主张权利时，应当援引的应是各种具体规定，而不是本条。[92]
（二）、关于“法人财产权”
本条第2款引人关注的前半段：“公司享有由股东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此内容很含混。首先，使用“全部”一词，从语言上分析，其修饰的名词应包括不止一个对象。如后面无“法人”二字，很容易理解，因为“财产权”一般作为各种财产权利的一个泛泛的总称。但用了“法人”二字，就令人糊涂了。如“法人财产权”就是指物权、债权等，那与财产权概念何异？如果象有些人理解的那样，是剔除了所有权的其他财产权，但这一词从字面根本无法表达这一限制。如果“法人财产权”是一个新创的权利概念，即一种新权利，那么公司是不是还可以享有其他种类的财产权利（所有权、债权、知识产权等）？而且如果认为此种权利的客体为公司的全部财产，则其个数只有一个，那前面的“全部”便无所依归。[93]
这是从条文文字进行的简单分析。至于为何采用“法人财产权”概念，分析有关立法资料应可认为，一个主要的动机就是为了否定法人所有权学说。[94]虽然法人所有权说确实不能成立，但此种否定的理由则更加错误。它否定了公司有取得所有权的权利能力。深层的分析前面已做过了。
不考虑文义带来的困惑，无论作何种理解，此款都无适用于现实的可能。如果把法人财产权理解为一个泛称，似无不可，但每个公司根据其权利能力、行为能力以及所有权、债权等制度规定的权利取得要件，可以取得各种财产权利，这是当然之理，这里很笨拙地加以总述，无论结论对错都无法适用也无适用之必要。如将“法人财产权”理解为一种新的权利，但法律中却没有规定此种权利得丧变更的要件、内容、保护等，所以也不可能适用。
所以，总起来说，
公司法第
四条不可能适用于现实生活，而且生活中实际的法律操作恰恰与之相反。法律本以规范社会生活为目的，不能达此目的的法律，没有作为“法律”的存在价值，完全可以将它删除。如果不删除，它也只是一个无关痛痒的赘疣，一个时时提醒着我们一点什么的标志。[95]
八、其他问题
在讨论股权、公司财产权性质问题及相关国有企业财产权性质的讨论中，出现了无数“新观点”，“新方法”。中间种种谬误，从前文的分析中已可见一斑。有关问题前文已有大量述及，但很难一一全面评说。这里只简单地再讨论几个小问题。
很多学者在讨论权利、义务时，总是想当然地抽象地论证，而都不是具体考察，甚至不从具体法律规则中考察。所谓公司的财产权是否包括收益权能就是这样。主张公司无收益权的学说认为，公司的盈利要分配给股东，解散时公司财产要分配给股东，可见公司无收益权。[96]主张性质为法人所有权因而有收益权的学者说，公司盈利在分配给股东前属公司所有，分配是一种处分行为，这证明公司有收益权。[97]可就是没有人细致一点地考察具体的企业活动。假设某农业公司购买果树苗并兴建了一个果园，有意义的问题是，每棵果树归谁所有？树上结的果实，是果树产生的孳息，果实归谁所有？股东能否随意去摘或各股东按股份比例去摘？果实要归公司所有。这才是收益问题。收益（物之孳息的收取）和盈利是两回事。盈利并不一定是所有权的收益权能作用的结果。如，某公司，买进原料若干（受让所有权），经工人加工，成若干产品（取得每个作为新物的产品的所有权），然后卖掉（转让所有权），取得若干现金（受让所有权）。核算为盈利。此过程中无收益权能作用的问题。而前述果园，虽然公司依对果树的所有权取得果实所有权，根据的是所有权的收益权能，但会计核算起来并不一定盈利。法定孳息也一样，只是稍复杂一些，这里不作详细讨论，只举一简单例子。甲公司的房屋租赁给乙，租赁期间甲公司将之卖给丙，则在法律上要讨论何日之前甲公司有权收取租金，何日之后丙有权收取租金，这是收益问题。甲公司的股东无论何时均无权向乙收取租金至为明显。收取租金与甲公司是否盈利是两回事。公司的利润要分配给股东与公司对其物有无收益权无关，公司的利润在分配给股东前由公司拥有也不是公司对其物有收益权的证据。
一些主张公司法人所有权的学者认为公司法人所有权源于日尔曼法上的总有。德国继受罗马法后，总有团体转为法人，总有财产转化为法人的单独所有权。以此为据，说明公司应享有法人所有权。[98]这是根据不足的。当然，其关于总有团体的历史叙述本身并无不当。但没那么大意义，得不出公司法人所有权的结论。总有是日尔曼法上特殊的不动产制度。总有团体并非真正的法人。[99]经继受罗马法，总有团体成为法人，这是事情的主要一面。原来那种把不动产权在团体与成员间分割的总有制度被取消，代之以罗马法式的一物一权的所有权制度，单一的所有权归法人享有。总有制度是在总有团体转变成法人的同时抛弃的制度。[100]总有转为一物一权式的法人单独所有权恰恰说明新确立的物权制度是源于罗马法的物权制度，是继受罗马法的结果，怎能说它是源于总有权制度呢？法人所以能享有所有权，是因为团体成了独立于成员的有人格的法人。总有财产转而为其所有不过是它的权利能力的一个表现罢了。总有转为一物一权这一事实本身不能说明法人为什么能取得所有权，而只能从权利能力（法人人格）来解释。总有与公司的财产权并没什么瓜葛，总有团体也和现代公司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
一位坚持股权性质为债权的作者说，在西方公司发展的初期，股东享有所有权，但随着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的彻底分离，股东的所有权就变成债权了。[101]实际情况是，股东的权利在法律上从来不是所有权；从世界范围内公司的状况看，两权分离（这个说法只能在经济意义上理解，或者在英美法上宽泛地使用，不能误解此“权”为法律上的严谨概念）显著的只是少数股份极分散的大股份有限公司。且不论就这些公司看股权是不是已与债权无异了，就算是，难道就能以偏概全吗？两权分离现象并没有引起法律的实质性变化，而是在同时也能容纳家族公司甚至一人公司的同一公司制度下出现的。难道一个一人公司的股东，也只能象一个债权人一样？该作者还说：“股东也可以通过股东大会行使投票权、决策权……（这）不如说是行使劳动者当家作主管理企业的民主权利更为确切。”这个论断真是匪夷所思。
为了说明国有企业享有的是经营权（股份公司则是经营权性质的他物权，或者说广义的经营权），有人发明了可称为“唯经营权史观”的理论。倡导者说：在罗马法上的役权和永佃权“可以说是现代经营权的古典表现”；永佃权“对现代企业经营权的确立具有深远的影响，它是所有权和他物权分离，即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在罗马社会的成功实践”；在欧洲中世纪，租佃领主土地的农民进行的是“被动性经营”，“农民以主动性经营对抗被动性经营，争取对土地的经营自主权，这些努力和斗争在经济基础上促进了封建制度的瓦解”；“资本所有权、经营权分离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一般特征”。[102]经营权如此古老而辉煌，令人肃然起敬，似乎不敢不接受其结论。不过，这样表扬罗马人和为“经营自主权”而奋斗的中世纪农民，他们似乎担代不起。至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两权分离作为经济现象是存在的，但这并非法律上的现象，立法者们似乎从来没有让股份公司享有过一种叫做经营权的他物权。
很多作者的议论明显地显示出不了解法学上的基本思维方式。比如，有人说：股权“只是公司法人所有权整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103]股东与公司是不同的权利主体，因而这种说法实际上就是在讲，甲的某权是乙的某权的组成部分。由于股东常不止一人，因而这种说法又可以推导出：A的某权＋B的某权＋C的某权＝D的某权（A、B、C是股东，D是公司）。不考虑该论点本身，光在方法上就足以算上法学上的一大发明了。还有人提出，
公司法所有权并非民法上的所有权，民法上的所有权是对于个人所有权做出规定，因而不适用于公司法。[104]显然，作者对于法律体系中各法律之间的关系、民法的基本内容以及民法的调整方法缺乏基本的常识性了解。
不仅有了新发明，还有了新的科学发现。在讨论国有企业财产权性质时，有主张所有权说者提出了“民事权利守衡定律”，意为，“有偿出让权利，会获得另一形态的同值权利”，[105]还有人提出，“主体具有目的性地将一种权利形态转换为他种权利形态，在转换中遵循权利守恒规则，并不引起主体权利的根本丧失”，股权就是股东用所有权换来的。[106]这些说法不禁让人想起物理学上伟大的能量守恒定律，不知能否也算一大发现，并给人一种科学的权威感。但“守衡（恒）”是在何种意义上说的？“同值”、“守恒”字面上都含有量化数据比较的意思，但转让权利，一不必然获得对价（如赠与），二不能确定对价包括权利的个数（如以一个大西瓜换两个小西瓜或更多），三不能确定对价价值多少（同一个物卖价可以不同），哪里有作为规则或定律那样即使不表示必然，至少也是高度确定的东西呢？出卖一物获数元钱，难道卖方对标的物的所有权不是根本丧失吗？这种新奇理论不过是随意创造毫无意义的新概念而已，法学上既有的概念和逻辑早已能圆满地说明问题。
有些作者的论证方法令人叹为观止。且举一例：“企业法人财产权是企业法人依据法律或者法律和公司章程而获得的一种财产权利”；“大体包括三类权利，即物权、债权、知识产权”；法人财产权不象经营权那样只是不完全的物权（占有、使用、依法处分），而是有收益权的内容，是“一种完全的物权”，但“这种完全的物权并不是归属意义上的所有权，而是一种支配意义上的权利，即企业法人对公司‘拥有’和‘控制’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公司‘拥有’的财产所有权，归股东享有；公司‘控制的财产的所有权，归债权人享有”。[107]很难让人弄清楚，法人财产权是一种权利还是三种权利？一会儿又好象只是一种物权。至于上面引文的后半段，让人如坠云雾，只看到一大堆金光耀眼的“术语”，却完全不知所云。
股权和公司财产权的性质以及国有企业法人财产权的性质也一直是经济学界的热门问题，文章很多，其中也大量涉及“所有权”、“经营权”、“法人财产权”等名词，并且经济学研究人员们从不讳言他们是将其作为法律或法学上的概念来用的。可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经济学界人士所使用的概念并非严格从法学上来定义并以其法学上的内涵为基础探讨问题。一篇发表在著名的《经济研究》杂志的文章中说：“按照
民法通则第五章民事权利有关各条款的规定来看，与法人有关的民事权利就是指财产所有权以及与之有关的财产权（即对实物资产的财产所有权）、债权（即对应收款项的财产所有权）、知识产权（即对无形资产的财产所有权）。由此可见，与法人有关的民事权利主要就是指与法人有关的各种财产所有权。……没有财产所有权的法人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法人。”[108]尽管该文中满篇是“法人”、“所有权”，“债权”之类的法律概念，但一个受过基本法律训练的人，一看作者对这些概念的令人吃惊的理解（包括该作者理解的“债”权不过是日常所言“欠债还钱”的债），就根本就不必去考虑其结论了。以此等对法学的理解，还言之凿凿地讨论法律问题，不亦殆乎？[109]鉴于经济学界对股权、公司财产权法律性质的讨论并未基于法学的立场，也不可能有法学上的正确结论，因此拿法学基本原理来处处辩驳、指出谬误也无针对意义，似乎也不太公平。所以本文的讨论基本上没有考虑经济学界的各种说法。
九、结语
本文做的是纯粹的民法学上逻辑分析的工作。
法律是为了实现一定目的而存在。法律的目的，要依一定的“词语技术”的方法来表现出来。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商业社会中，社会要求法律进行非常精确的调整，因此法律上形成了许多精确的概念，并且互相联结，构成一个秩序井然的逻辑上高度和谐的体系。[110]任何概念、制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探讨问题，使用法律概念，都应当在这个体系的大环境中理解才能准确地把握其含义。新概念、规则的创造，或旧概念的重构，都必须尽量使法律的逻辑体系仍保持和谐，如果任意创造或重构，必然会造成体系的混乱，从而造成法律解释和适用上的矛盾。
股权、公司财产权以及国有企业财产权性质问题的讨论，学者们所试图表达的对国有企业改革的设想，并非没有意义。但是作为法学学术讨论本身，却给法律概念和逻辑体系造成了极大的混乱，而且是毫无必要的混乱。有的学者在指斥国有企业财产权等问题的讨论为概念游戏、走火入魔时，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学者“受大陆法传统熏陶甚重”，过分地追求概念的准确、逻辑的严谨，从而“落入了僵化、迂腐的窠臼”。[111]事实恰恰相反，在法学界的许多讨论中，最大的问题不是过分重视了概念和逻辑，而是到处在滥用、误用概念，到处是模糊笼统、似是而非的推理，很多学者对法律的历史、结构和思维方法等缺乏深入的把握。于是我们随处可见对传统民法或大陆法理论的无端指责，[112]随处可见要进行创新的呼吁，新观点出台之多之快，令人应接不暇。法学界的虚弱尽显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