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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诉诸其它价值的裁判
依内心朴素的正义感而进行的“结果式”论证，如“污言戏謔致人夫妻自尽二命”一案 。苏抚 题姜惠行向王绍坤污语戏謔，致王绍坤同妻王陆氏自缢身死一案……臣部查例载，村野愚民本无图奸之心，又无挟制窘辱情状，不过出语猥亵，本妇一闻秽语即便轻生者，杖一百流三千里等语。有嘉庆二十年四川省李潮敦秽言詈骂致章王氏夫妻自尽一案，审照威逼人致死一家二命例，拟军。特奉谕旨，改为绞监候，入于秋审缓决，经臣部载入例册通行在案。详核秽语酿命拟流例文，必辩明有无图奸之心者，所以别于但经调戏致其夫及本妇羞忿自尽拟绞之例。必辩明又无挟制窘辱情状者，所以别于因奸威逼人致死拟斬之例。是办理言语酿命案件，全在分别有无图奸执行及挟制窘辱情状，以定罪名，至二命尤重于一命，不容稍涉迁就，至有枉纵。本案姜惠行因伊妻陆氏之侄女未出嫁时，跟随陆氏学做针线。姜惠行见其少艾，两次调戏图奸，不从；复央陆氏以衣饰劝诱王陆氏从奸。陆氏不允，因被该犯嚇逼畏惧，向王陆氏劝说，王陆氏仍不允从。迨王陆氏出嫁与王绍坤为妻时，该犯在彼照料，忆及调戏不从之嫌，将王陆氏新房枕被油污。嘉庆二十三年七月十三日，王绍坤因妻父陆帼璠有病，前往探视，每夜住宿该犯家中。十八日王绍坤又携妻探病，即在陆帼璠家住下。次日姜惠行邀王绍坤及高文焕饮酒，因王绍坤不到伊家住宿，戏言伊妻大家有份。适高文焕出席走动，听未清楚，误以为合送寿礼，随口接说，不过二升三之当州歇后语，王绍坤不依，高文焕当下剖辩，王绍坤生气走回。次日往向姜惠行理论，致相争闹，姜惠行之婿袁继德解劝不息，声言殴打，经人劝散。王绍坤回家告知伊妻王陆氏，王陆氏与王绍坤各留遗札一封，同时缢死。
本案裁断中，刑部法官细致区分了秽语酿命、调戏致死以及因奸威逼人致死三种不同情状，作了分析：秽语酿命拟流例文，必辩明有无图奸之心者，所以别于但经调戏致其夫及本妇羞忿自尽拟绞之例。必辩明又无挟制窘辱情状者，所以别于因奸威逼人致死拟斬之例。是办理言语酿命案件，全在分别有无图奸执行及挟制窘辱情状，以定罪名，至二命尤重于一命，不容稍涉迁就，至有枉纵。他们的法律思维可以说已经相当精致，但他们似乎不太情愿这样条分缕析合乎逻辑的作出判决。刑部对本案的定性中认为：王绍绅夫妻实因该犯屡次图奸，复秽语蔑侮，饮恨而死，亦应援照但经调奸致本妇羞愤自尽拟绞之条，案关二命仍酌量加重定拟，方足以慰冤魂而儆凶暴。兹据该抚仅比照李潮敦秽语村辱致酿二命之案，拟绞监候，将来照例应入缓决，名为从重实为从轻。这些论断似紧扣事实作出，但是实际上，援照但经调奸致本妇羞愤自尽拟绞之条，也不恰当。因为本案显非“但经调戏致本妇自尽”，姜惠行亦只在当年有图奸之心。导致王绍绅夫妇自尽，虽与图奸有关，但这是过去的行为，并且也未造成实际的危害后果。此时只能说是秽语蔑辱或有心戏謔（因为从客观情景上分析，此时基本不存在着图奸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讲，刑部的拟判还不如苏抚所拟的恰当。因为邢部把两个行为混为一谈，因果关系区分并不明确。但另一方面，刑部也是从司法公正以及整个刑罚体系的和谐一致出发。本案姜惠行先是屡次图奸，继而又秽语蔑辱，实比村野愚民本无图奸之心，又无挟制窘辱情状，不过出语猥亵，本妇一闻秽语即便轻生者为重。故而法官内心的正义感必然要求作出更重的判决。所持理由是：臣部详核案情，姜惠行先向伊妻侄女王陆氏调奸两次，复逼令伊妻代为劝诱，是实有图奸之心，与李潮敦因一时口角，詈骂妇女之案迥不相同。且该犯始因王陆氏不肯从奸，甚至挟嫌污其新房被枕。继则对王绍坤面称伊妻大家有份之言，安得狡称无心戏謔，及王绍坤被辱向理，不知愧悔，反敢于之争闹，检阅王陆氏遗札，内有婿疑百口难分，婿之死因女被污言，女之死因于无剖等语。王绍坤遗札内有惠行恃醉凶殴，害绅夫妻等语，诉述二人同死根由，阅之惨人心目。该抚即因王绍绅尸身并无被殴伤痕，其挟制窘辱尚无实据，罪疑唯轻，未便遽照因奸威逼人致死拟斩。而王绍绅夫妻实因该犯屡次图奸，复秽语蔑侮，饮恨而死，亦应援照但经调奸致本妇羞愤自尽拟绞之条。案关二命仍酌量加重定拟，方足以慰冤魂而儆凶暴。
匡扶正义的愿望和对情罪相符的追求。如嘉庆24年“憎嫌子媳挟势窘辱逼毙二命”一案 。直督 奏任秉衡因子媳任张氏患病，嘱令其母张孟氏，领回调治。嗣经病愈，张孟氏嘱令接回。该犯嫌任张氏性情执拗，不肯领回，始则勒逼无事字据，继又逼写许令伊子重定另娶字样，层层威逼，以致孟张氏母女怨苦无伸，忿激难堪，同时自刎身死。查任张氏与任秉衡有翁媳名分，未便竟照一家两命科断。唯该犯身充总商，恃财依势，任意威逼挟制窘辱，致张孟氏母女同时自尽。将任秉衡依豪强凶恶之徒 ，恃财依势，因事威逼挟制窘辱，贫民冤苦无伸,情极自尽致死一家二命，绞监候例上量减拟流，尚属情浮于法，请旨从重发乌鲁木齐充当苦差。从本案，可以明显看出，逻辑推理或者形式正当性，在清代刑案裁断中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必须服从法官情感上对公正的需求。当概念法学逻辑操作的结果不能餍足法官好恶心理时，相关法律条文即有可能被弃置。
再如，乾隆45年“诬奸讹诈殴逼妇女自尽二命”案 ，东抚 咨李化为殴逼奸妇李殷氏等投河身死一案。查李化为与李殷氏、赵梅氏先后通奸，嗣至梅氏家闲谈，见梅氏在街拾火，与同庄居住之师九吃烟，初疑有奸，继而思及师九家道稍裕，起意讹诈。嚇令梅氏诬赖师九黑夜调奸，并强逼殷氏作证。迨强令偕至师九家中，而梅氏等不肯昧心，均称并无其事。该犯因梅氏等不肯诬证，大忤其意，即将梅氏、殷氏殴逼令死于师九家中。该二氏素知李化为凶恶，今既大忤其意，当面殴詈不死，亦必遭其毒手，忿惧交迫，旋各投河殒命，是此二妇之死，实死于李化为令其死在师九家中之一语也。查李化为与梅氏等虽系和奸，但意欲讹诈平民，即挟梅氏等被奸之短，设计图谋嚇令诬证。因不遂其意则逞凶，将该二氏殴逼毙命。详核情节，其始乃因妒奸起衅，其继则以忤命逼毙。且毙至二命，情节尤重。该抚于此等淫凶强横之徒，仅照棍徒例加重发遣。待驳令另拟，又改照用强殴打威逼例加重改发伊犁，殊属轻纵。李化为应改照因奸威逼致死律斩候。《大清律例》“因奸威逼人致死条”规定：凡因奸威逼人致死人犯，务要审有挟制窘辱情状，其死者无论本妇、本夫、父、母亲属，亦以威逼拟斩。显然构成本罪的一个基本的要件是，受害者须是本妇、本夫或父母亲属；而非奸妇或他人。本案实系李化为起意讹诈不成，逼死不从其意之人。所以东抚所拟“照用强殴打威逼例”是恰当的，即便照棍徒例亦言之成理。而刑部官员在定罪时，不是分析要件是否构成该罪，而仅仅从情感（正义感？）出发，追求情罪相符，显然偏颇。
二、实质论证的正当性
毫无疑问，实质论证是无须遵循形式逻辑规则。其次，这种论证方式以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为出发点，在寻求共识上不会遭遇太多的麻烦。但因这种裁判方式的自由裁量因素过浓，一定程度的见仁见智，在所难免。
关于这种论证方式的功能正当性，可以区分为个案的实质正当及整体的实质正当两种。从个案的角度看，实质的裁量有可能获得严格规则主义下不太可能获得的实质正义，但遭到扭曲的危险可能也比后者更大。如果我们把清代刑案裁判整体的功能正当性设定为：从“公”的立场进行裁判和阐明其中的正当性理由，即全体民众和谐共存的高度出发，考虑和照顾到一切方面，并矫正违法犯罪，伸张冤曲，最终最大限度的达到和谐和均衡的判断的一个过程， 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否达到了“自然秩序中的和谐”（借用梁治平先生言）便成了法官裁判是否正当的一个终极标准，这个目的是否实现过，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均值得怀疑。个别案件得到了妥善处理，平息了讼争，回复到以前的和谐状态，这是有的。但就整个社会着眼，所谓的“自然秩序中和谐”仍不过是许许多多士人的梦想而已。
由上文可以看出，获致中国传统司法裁决和法律解释的正当性，实际上主要不取决于，逻辑形式上的一律，而要求诉讼参与各方的同意，尤其是被告方的“服供”。因为处理诉讼的目的是息讼，是恢复讼争前的和谐状态（这至少是官方表达上的目的）。 即使仅仅从服供的角度考察裁判的功能正当性，由于刑讯因素的介入，这种正当性仍不免要大打折扣。
第五章 刑案裁判正当性论证的特征和评价
一、特征
1、认知和情感的交融
综上可以明显感到：清代刑案的司法论证和裁判过程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认知和情感融合在一起。知、情、意处于合一不分的状态，而其中情感因素起着重要作用，这就使得传统思维、论证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使思维按照主观感情需要所决定的方向发展。比如裁判中所云：“夫服制已嫁未嫁分轻重尚可，若一关父母之生死，则不可如寻常罪犯照出嫁女降服一等之例，稍从轻减也。且明刑所以弼教，父母天伦不得因已未出嫁，遂有区别，设使已嫁之女致死父母，岂可免其凌迟，概从宽典耶。”（乾隆五十七年例）又如：“……香儿贞烈捐躯，竞无抵命之人，殊不足以惩奸邪，而维风化，郎复兴著改为绞监候入于朝审情实办理。”再如：“唯该犯身充总商，恃财依势，任意威逼挟制窘辱，致张孟氏母女同时自尽。将任秉衡依豪强凶恶之徒 ，恃财依势，因事威逼挟制窘辱，贫民冤苦无伸,情极自尽致死一家二命，绞监候例上量减拟流，尚属情浮于法，请旨从重发乌鲁木齐充当苦差。”（嘉庆二十四年案） 等等。
情感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对裁判起了导向作用。法官由 ‘七情’ 等情感驱使，而产生“好、恶”情感态度，进而产生“善、恶、美、丑”等等评价，影响了思维的整个进程和方向，使之变成了主体意向性思维 ，这里所要解决的是价值选择问题，而不是真假问题，是意义问题，而不是事实问题。但是司法证明和司法裁判决不仅仅涉及价值判断的问题，更重要的乃是事实认知问题。虽说“西方追求真理，中国讲求道理”， 然而众所周知：尽管道理不像真理，无需经验事实的充分验证或反验证，却绝对不能违反、抹杀或歪曲经验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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