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先生：您归纳很周到，何教授。
何教授：你刚才好象还说，沉默权首先是一项
宪法权利，我国宪法中应明确规定沉默权，那这是为什么呢？
房先生：何教授，在我国宪法中明确规定沉默权，这是殷啸虎教授与我首次公开提出的一个新观点。我们提出这个建议，主要是基于这么几方面的考虑：首先，从我国宪法中关于沉默权的规定看，已有部分零星的内容。
何教授：怎么，我国宪法中竟然已有了沉默权的部分规定？
房先生：是的，何教授。这除了表现为《
宪法》第
35条关于公民“言论自由”的规定外；我国《
宪法》第
33条第二款还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何教授：这与沉默权有什么联系？
房先生：何教授，既然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就意味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普通公民一样有“说话与不说话”的自由。另外，我国《
宪法》第
39条中还有关于公民“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规定，第
125条中关于“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的原则条款和1999年第
13条宪法修正案——“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宣示等，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沉默权的精神。
何教授：那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必要把沉默权明确写进
宪法呢？
房先生：这是因为，我国宪法中虽然暗含了沉默权的精神（或至少说对此未持反对的态度），但据此就认定我国宪法中已经确立了沉默权原则，我认为，这是非常牵强的。因为从
宪法中被“指认为”确立沉默权的条文看，是非常含糊的，即使按照“法不禁止皆自由”的精神理解，也是远远不够的，毕竟在我们当前这场关于沉默权的大讨论之前，很少有人在此意义上公开探讨过这些内容。所以，在我国宪法中明确增加沉默权条文，是对我国宪法缺陷的弥补。
何教授：那在
宪法中明确规定沉默权还有没有其他理由？
房先生：有的，第二方面，从对人性的尊重与保护来看，由于现代法律应当以人为本，体现权利本位、意志自由和人的主体性精神；现代法治应当体现对人类本性的尊重与维护，它应该关注人文关怀，倾重对人权的保护，体现人道主义精神，我们应把沉默权提高到保护人性与人格尊严的高度来看待。毕竟“让一个人自己反对自己，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在道德上是扼杀人性的”；而
宪法，作为公民权利的保障大法，被视为公民权利的“宣言书”，在
宪法中对公民的人权大书特书，固无疑义。所以，沉默权，作为一项公民在刑事诉讼中的基本人权，在
宪法中予以明确规定，亦为自然。上述各国宪法中关于沉默权的规定，某种程度上可能也是基于这个方面的考虑。
何教授：小房，你刚才还提到过沉默权的保护出现国际化的倾向，这对在
宪法中明确规定沉默权是不是也有影响？
房先生：有的。我认为，在
宪法中明确规定沉默权，这是与国际“接轨”的需要。因为我国已认同《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标准规则》（即《北京规则》），并于1998年10月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还在1990年对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明确表态：“在中国法律制度下，中国所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一旦对中国有效，在中国便有法律效力，中国便有义务去实行该条约”。而要全面履行国际公约的义务，只有将这些国际公约的规定“转化”为国内法或者在国内法中直接规定“国际法优先适用”时才能做到；而对于这样关系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大事，只有
宪法才可以规定，因为
宪法作为一个国家的根本法，在
宪法未作出“国家法优先”或可以“直接适用”国际法的规定之前，其他法律是无权作这样的宣示的。而沉默权，作为“人类在通向文明的斗争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在上述国际公约中都已有了明确的规定。所以，在我国宪法中确立沉默权，是履行国际法义务的需要。
何教授：小房，从我国的现实国情看，在
宪法中明确规定沉默权，是不是克服刑讯逼供、扭转当前刑事法治不尽如人意状况的需要？
房先生：是的，何教授，从理论上说，沉默权在我国宪法中已有一定程度的体现，如若在一法治文明较高的国家，不另行规定也能达到预期的目标，但基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历来重人治、轻法治，权利保障观念缺乏；纠问式诉讼影响颇深，诉讼模式未能及时转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视为讯问客体，一旦涉讼就被认为不可能是好人……这些观念一直制约着我们，如若不在
宪法中明确规定下来，指望由办案人员对
宪法的“全面、正确”理解来推行沉默权，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何教授：小房，好像我在以前看到过的一篇你所写的《建议将“依法治国”明确写入
宪法》一文中，在论述“依法治国”为什么要写入
宪法时，你好像也是这么论证的。
房先生：是的，何教授。就像
宪法中已体现了“依法治国”的精神，但在1999年我国的修宪中，又把“依法治国”加了进去一样，在中国这么一个重人治、轻法治，法治氛围不尽理想的情况下，把沉默权明确写入
宪法，这也是一种无奈之举。况且我们
刑事诉讼法第
93条还有犯罪嫌疑人“如实回答”义务的规定，这么一个立法障碍，也很难克服。倘不用
宪法这一根本大法的形式对沉默权明确规定，按现行侦查、司法人员的观念与素质和既有的制度看，沉默权在我国的现实操作中不是被扭曲就是无法被执行，所以，在
宪法中明确规定沉默权，尤为必要。
何教授：小房，原来我一直认为沉默权仅仅是一项刑事诉讼制度，没有必要在
宪法这一根本大法中予以明确，但是刚才听了你的论述，好像给我上了一堂“
宪法课”似的，我也被你说服了……
房先生：您太谦虚了，何教授，其实您懂得知识比我多的多……
to be continued……
2、 4猎人的根据：狐狸没有跑到一定的距离就不得开枪吗？
何教授：小房，我们对沉默权的理论依据和存在正当性的问题已经聊得很多了。
房先生：是的，何教授。
何教授：如果仅凭此看来，沉默权好像非常美好、非常完美似的，但事实并不如此简单，沉默权从其产生之日起，就褒贬不一，争论很大。
房先生：何教授，您刚一开始也说了，沉默权就像一把“双刃剑”，它有利也有弊，既有可能保护好人，也有可能放纵犯罪。
何教授：所以，对沉默权要辨证的看待，既要看到它的优点和有利的一面，也要看到它的缺点和不足之处，任何一厢情愿的认定沉默权就是“好”或者“坏”的想法，都是不现实的。我们需要的态度是慎重而求实，对沉默权制度不应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也不能流于过于世俗的偏见，而应进行实证的分析，
房先生：何教授，我非常赞同您的观点。虽然从整体上看，沉默权制度是对人本主义精神的体现，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必然要求，它有助于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保护，但这一制度的实施，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它本身也存在一些不可克服的矛盾。
何教授：你说得很对，小房。就拿英国著名的法学家边沁来说，他就曾激烈地反对过沉默权，他把沉默权称为“人的思想所曾经发现的最有害的和最荒谬的规则之一“，并且以讽刺的口吻说：“如果每个级别的罪犯聚集在一起，并且按照他们的愿望设计出一种制度，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除了这项规则作为首选，还会是什么？”——肯定是沉默权！“无罪者绝对不会利用这项规则，无罪者绝对会主张说出来的权利，就像有罪者援引沉默权一样”。
房先生：何教授，他说的是不是太偏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