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教授：因为我认为沉默权存在的正当性问题，是探讨沉默权一切其他问题的前提，如果不能充分地、很好地解决这个“前提”，其他问题的探讨也只能是空中楼阁。
房先生：何教授，那您认为沉默权制度到底有没有确立的必要呢？或者说，沉默权制度的确立，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
何教授：小房，这个问题就复杂了，很难用三言两语描述得清楚。简单地说吧，我认为沉默权制度有必要确立，这一制度的产生是历史是“进步”，这可以从人类趋利避害的本性、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无罪推定原则、控辩平等原则和诉讼构的均衡造等多个方面得到说明。
房先生：您能不能再具体谈谈？
何教授：好的。首先，就人的本性来说，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自我保护是人的本能，因此，从道义和伦理上讲，每个人都不愿意说出对自己不利的事实，不愿意揭自己的“伤疤”，更不愿意证明自己会构成犯罪，除非他是一个傻子或者“圣人”。而“傻子”和“圣人”在我们法律上又是不存在的（因为“傻子”一般是无刑事责任能力人，不需对自己罪行承担刑事责任；而“圣人”则又远超出了法律的调整范畴，他往往是理想中的“道德人”，而不是现实中的“法律人”），所以，对于一般的理性的人来说，他们不会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承认自己构成犯罪。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刑事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来说，如果允许他/她对其不利的事实可以沉默不语（当然也可以选择说），这是再符合其愿望不过的事情。所以，将心比心，假使当我们自己处于这种极不利的境况，几个“面恶凶煞”的警察咄咄逼人地督促您“快说”“快说”，您又作何感想呢？
房先生：何教授，我发现您太具同情心、太仁慈了，那您怎么不想一想，当这些犯罪分子作恶多端、为非作歹时的情形呢？
何教授：是的，小房，对真正的坏人，我是更加痛恨的。但是我们不能以非法对非法，以另一种更不人道的方式来对付前一种不人道。
房先生：那也就是说，您认为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赋予其沉默权，对侦讯人员的提问他可以默不作声，这对他就是“人道”的了。
何教授：小房，到底什么是“人道”什么是“不人道”，只能相对而言。对此，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就人的本性来说，不愿讲出对自己不利的事实，既然如此，又何必让其自戴枷锁、强迫其必须“说”呢？
房先生：何教授，在您的言语之中，我隐约地感觉到一点，您是持一种“人性善”的思想。
何教授：不是，恰恰相反，我倒持得是一种“人性恶”的观点，也就是说，在我看来，每个人都有“作恶”的、干坏事的“欲望”，都会在毫无约束的情况下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惜一切代价，所以法律就是对人们的这种“欲望”和行为予以适当的限制，对于人性的弱点予以适当的规制。在刑事法律上，如果当一个人干了“坏事”之后，允许他在一定范围上有权对自己干的坏事不予吐露，保留一点自己个人的“隐私”，也不啻于是对他权益的尊重。英国谚语不是说了吗？——“任何人无义务控告自己”，毕竟对于一个人来说，如果让他自己反对自己，这在逻辑上是不通的，在道德上是扼杀人性的。
房先生：何教授，您刚才谈到要保障个人的“隐私”，这点我赞同，但是“隐私”也应是有限度的，当一个人实施了犯罪行为的时候，这时他自己的犯罪行为，已危害到公共的利益，这时还能算得上“隐私”吗？
何教授：小房，从狭义上看这不是，但从广义上说来，每个人都享有自己的人格尊严，希望获得他人的尊重，不被他他人当作御用的工具，反对外人擅自窥视自己的“精神家园”，按照美国学者斯洛文尼亚
宪法法院大法官卜思天-儒观点看来，隐私就是“指不受国家干涉的公民个人权利”。并且按照康德的话来说：人有天生的尊严，任何人都无权把别人当作达到主观目的手段，每个人总是把自己当作目的；黑格尔也认为，理性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必须尊重他人的权利和人格，法律是设计并用以加强和保障这种尊重的主要手段之一，所以维持一个人的人格尊严是非常重要的。
房先生：何教授，这是不是在说，基于对人格尊严与意志自由的尊重，就有必要确立沉默权了？
何教授：是的，因为对于每个人来说，他们都有权从事自己的活动，有权支配自己的生活，是否向外界透露自己的内部领域，有权自主地决定。
房先生：何教授，从整体上看，您一直是从宽容的、“仁慈”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
何教授：是的，小房，在上述“人性”和“人格尊严”的高度，沉默权还往往被一些学者们视为是一项人类的“自然权利”。
房先生：何教授，什么是“自然权利”？
何教授：小房，想必你“西方法哲学流派”的课程已经学过了。在这里，“自然权利”又可称之为“道德权利”，它与“法律权利”相对称，是指一个人作为“人”而存在所享有的权利，也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权利，对此国家不能剥夺。在历史上看，先有道德，后有法律，“道德在逻辑上先于法律”，所以，“自然权利”不是基于法律的授权所产生的，而是基于人的诞生而自然拥有的， “自然权利”不依赖于法律权利，“自然权利”先于法律权利。按照中国政法大学易延友博士的话说，它是“自然的、不可剥夺的和神圣的”，也是“简单而无可争辩的”，在本质上看，自然权利“是一种伦理权利，不以国家强制力为依托，而是以社会舆论、伦理观念、宗教信仰等力量来保障其实现的资格”。
房先生：何教授，学者们如此强调沉默权的“自然权利”的意义，目的是什么呢？
何教授：目的是为了更加突出沉默权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如果承认了沉默权是“自然权利”（按照西方学者的观点看来），是先于法律而产生的，这实际上就是抬高了沉默权的地位，认为它是一项伦理权利，是绝对不可剥夺的。
房先生：何教授，这样看，各国现行法律中规定的“沉默权”实际上就是这种“自然权利”的体现了。
何教授：是的，小房。另外，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诉讼主体地位来看，也可以说明这点。由于“主体”是“自主地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及其价值，并且能够自主地决定自己的行为和言论的个体”；“主体性原则”是指“强调赞扬自我、主张自我的价值，反对把人与作为客体的物同等对待的主张”；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上，“主体不为客体所决定，亦不为别的主体所决定，其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主体自身”。
房先生：那什么是“刑事诉讼主体”呢？
何教授：对于“刑事诉讼主体”，我认为，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享有主要诉讼权利，承担主要诉讼义务，执行主要诉讼职能的主体，比如，对于执行控诉职能一方来说，主要公诉案件中的公诉机关、被害人和自诉案件中的自诉人等，他们都属于刑事诉讼主体；而对于执行辩护职能的主体来说，则主要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辩护人等。这里要注意，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列为刑事诉讼的主体之一，这非常重要，它对于被刑事被追诉者权利的行使，有着关键性的影响。
房先生：为什么呢，何教授？
何教授：这是因为，在封建社会的纠问式诉讼模式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说当时根本就没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称谓的区分），没有任何的诉讼权利，它们处于一种“诉讼客体”的地位，仅仅是被拷问和被审讯的对象，由于过于重视口供的作用，“无供不录案”，所以，刑讯逼供非常“发达”。因此，在当时情况下，“沉默权”是无从谈起的。
房先生：何教授，这种纠问式诉讼模式，非常容易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它对被告方权利的侵犯也是严重的。
何教授：是的，小房。黑格尔曾经指出，“不能把罪犯看成是单纯的客体，即司法的奴隶，而是把罪犯提高到一个自由的、自我决定的地位”，所以，现代刑事诉讼之所以比过去的诉讼模式显得更加“文明”、“进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提高了被追诉者的诉讼地位，赋予其广泛的诉讼权利（这其中就包括沉默权），而不再仅仅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当作一个被追究的对象和获得证据的“工具”来对待。
房先生：何教授，这也就是说，沉默权制度的确立，乃是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刑事诉讼主体来看待的一种重要体现。
何教授：是的，小房，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享有的广泛诉讼权利中，辩护权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种类之一。而在辩护权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积极地自己为自己辩护，也可以委托辩护人进行辩护， 还可以消极地不作辩护。
房先生：这“消极地不作辩护”实际上就相当于沉默权了？
何教授：是的。另外，沉默权制度的确立也与现代三角型的诉讼结构相关，在现代混合式诉讼模式下，控诉方、辩护方地位平等，相互对抗，法官居中，在双方的对抗中发现“真实”，进行裁判，以此来保证诉讼程序与结果的公正。而在这一法律关系中，作为控诉方的国家机关，以国家权力为后盾，有充足的经费为保障，有权采取一系列的秘密侦查手段，有权决定是否采取强制措施等，因此其力量是非常强大的，而相对于国家这一强大的主体而言，作为被追诉方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般处于人身自由被限制的状态，其地位是比较弱小的，处于弱者的地位。所以为了增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国家相抗衡的力量，各国一般赋予他们包括辩护权、上诉权等在内的一系列广泛的诉讼权利，这其中，沉默权就是最重要的一项。
房先生：这也就是说，沉默权的实际效用乃是为了增强辩护方的力量，达到控辩平衡的目的，以维持现代三角形的诉讼结构，维持程序的公正。
何教授；是的，另外从无罪推定来看，沉默权也是无罪推定原则固有内涵。
房先生：为什么呢？
何教授：因为“无罪推定”（Presumption of innocence），作为现代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它最早源于1764年意大利著名法学家贝卡利亚所著的《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他在这本书中说到：“在没有作出判决以前，任何人都不能被称为罪犯”；“任何人当他的罪行没有得到证明的时候，根据法律他应当被看作是无罪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