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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法律是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的一个圆，在时间之流中滚动，滚出来的“形”就是历史。
阿：坡埃，还是让想象默不作声的好。
坡：默不作声的想象会自动让人说话！
阿：这倒是的。默不作声的想象让我说话了：一个圆，在运用分析中滚动，滚出来的“形”就是法律关于自由的两难。这些玄乎其玄的比喻又有何用？
瑟：放大而言之，历史就是这种两难。历史感是对这种两难的精神参与，历史分析是对这种两难的理论参与。
阿：瑟瑞斯，我们不致就此驻足吧！在法律“两难”的颠簸中，也许我们能簸出一点名堂来。
瑟：我想是的。只要我们在分析法律“运用”的过程中，考虑到这种“运用”中的“分析”，也就是说，结合应然考察实然，就有可能柳暗花明，到达法的新村——那里就是自由的故乡。
坡：看来“自由”的历史一直是侨居他乡的历史！……不过，我们还是先让法律暂不作声，看看它是怎么作用于自由的吧。毕竟，“自由”不能独在异乡为异客。
阿：这是一个方向……瑟瑞斯，依你的分析，习俗与惯例是自由的指南，违背与破坏，特别是破坏，导致了制度的产生，这至少说明制度是出自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那制度是不是通过维护习俗与惯例进而维护自由的？
瑟：可以这么说。
阿：但如果在一个社会中，有些习俗与惯例本就不合理呢？
瑟：如果真是如此，这些习俗与惯例必然会在习俗与惯例的演变机制中被淘汰。如果演变机制做不到这一点，那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做到这一点。
阿：难道国家，或者说制度不可以强力校正？
瑟：这就可能产生专制！阿克太琪，你能把一颗长弯的树强力拉直吗？
阿：但是制度不应该总是跟着习俗与惯例走吧。况且，习俗与惯例可能彼此冲突，特别是在一个社会各个地方的习俗与惯例不同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瑟：这种冲突也可以通过习俗与惯例的演变机制得以解决。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制度得始终如一地跟守习俗与惯例，它可以参与习俗与惯例的演变机制，并通过这种演变机制而克服习俗与惯例中的不足。这样，它既维护了自由，又促进了社会发展。
坡：这倒是一个完美的方案。太动听了——不会有人听！
阿：问题在于如何参与？
瑟：诚如个人，制度也可以不遵守习俗与惯例，但它得以后者为指南，也就是说它得为它之不遵守给出合理理由，如果该理由不被社会接受，也应该由第三方判定其是否合理。
阿：谁是第三方？谁能凌驾于制度与习俗及惯例之上？
瑟：没有谁能够凌驾于制度与习俗及惯例之上，如果有人真的这么做，那必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暴君。不过，这也就不是制度在参与习俗与惯例的演变机制。因此，阿克太琪，制度只能以制度为第三方，即是说，一种制度应以另一种制度为第三方，如此，必将导致制度的程序化，同时也将引起制度的自然演变。
阿：这是不是说，一旦制度参与习俗与惯例的演变机制，制度也能够自然演变？
瑟：是的。
阿：这两种自然演变相互作用，就构成了社会历史的自然演化？
瑟：可以这么说。
坡：这真是道法自然！
阿：但是，瑟瑞斯，历史并没有采纳你的方案，相反，历史中不乏凌驾于制度与习俗及惯例之上的暴君。
瑟：历史没有采纳这种方案，那是因为历史从来就没有听说这种方案。——人类知识是不断发展的。这也意味着这种方案肯定不是完美无缺，完美无缺的或许只有道法自然。当然，就算历史听说了这种方案，历史也未必采纳，这要求历史把自己绑在桅杆上，准确而言，历史中的制度应该把自己绑在桅杆上，它才不致在聆听动人的歌声时使自己发狂，——这即是说，制度应该程序化。而以程序化反观历史，则可以说，历史的实际演进过程在不同的程度上与此方案接近，或者说以此方案为理想，“道法自然”的精神就是证明。诚然，历史中不乏暴君，而且这些暴君在某些方面确是凌驾于制度与习俗及惯例之上的，但也正是因为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程序化的约束，习俗与惯例及其演变机制仍在发挥作用，制度才没有彻底疯狂。这跟文化大革命这部颠狂史可不一样。
阿：听起来好象是：历史采纳这种方案的程度取决于制度程序化的程度？
瑟：大致如此。
阿：但是，如果制度欲强力校正习俗与惯例中的某一弊端，并且以程序化的方式进行，这岂不意味着程序化与你所说的方案相背？我看，程序化不必总以参与习俗与惯例的演变机制为前提。
瑟：这是可能的。不过，阿克太琪，埋葬传统的同时必然祈求涅槃，如果（政府、知识分子）不对民众施行某种巫术般的教育，比如“启蒙教育”、洗脑教育，以致让民众视习俗与惯例为体内的垃圾必须彻底排泄，这种程序化就是不可能的，而一旦众生涅槃，这种程序化又并无必要。事实上，一切不以习俗与惯例的演变机制为依的程序化，要么不可能，即便可能，也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困难：法律太无情了，因为习俗与惯例无论怎样踢打，它仍会发生作用，制度的目的也因而欲速不达。因此，阿克太琪，制度若不以程序为绳索把自己绑在习俗与惯例的桅杆上，它是听不到那动人的歌声的。
阿：什么歌声？
瑟：自由。
坡：难怪人类为了追求自由，不知道有多少疯狂与暴行，原因是制度从桅杆上跑下来了，人们又总是要把它押向疯人院。
阿：那么，瑟瑞斯，制度为什么不以身作则，把它自己缚之于桅杆上呢？
瑟：阿克太琪，制度如此做虽然有利习俗与惯例以及它自身的演变，但演变本身就需要时间，而且几乎不可预测。这与我们前面曾讨论过的一个论断——制度程序化有可能导致制度的目的不达，是内在一致的。因此，就算制度重视习俗与惯例，但它对于效率的追求（这既为政府所希，也为人民所望，差不多会成为必然），就注定了它随时可能挣脱程序这一绳索的束缚而奔向专制（不排除专制中的功德）。自由的歌声从此消失，人类历史的篇章从此弹奏着大大小小专制的音符。
坡：若能无为而治，就不需要君主成为专制的歌手。
瑟：是的，坡埃。只可惜我们的老祖先参悟天地所得到的“无为”，总是被解说为君主只应谱曲，演唱的事情由合唱团（臣子们）去做。其实无为，只需制度参与习俗与惯例的演变机制即可。
阿：瑟瑞斯，我揣摩法律、制度、程序这三者对自由的贡献肯定是不同的：如果说法律（习俗与惯例）是自由的指南，程序是自由的保障——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程序化能够抑制专制，那制度（当然是指未程序化的制度）对自由的贡献又是什么呢？不会一点都没有吧？
瑟：我们已经看到，制度产生于习俗与惯例的内在需要，原因是随着知识的增长，神的伟力减退，违背和破坏习俗与惯例的行为随之发生，以制度来维护秩序就成为当然。我们也曾讨论，制度是上层建筑，习俗与惯例是经济基础，后者对前者起着限定作用，这就意味着前者必需尊重后者，虽然这算不上是制度对习俗与惯例演变机制的参与，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引起制度的程序化。这就说明，法律的制度化以及制度的些微程序化既是政治社会的一种实然，也是一种应然——实然在此是时人应然的实现。不幸的是，制度一经生成（或者说国家一旦诞生），随制度同时而生的权力，就会让它极力维护自己的存在，对效率的追求（主要是维护社会秩序）就是它维护自身存在的最佳理由，而对习俗与惯例的尊重，以及由此所形成的程序化不过是它借以存在的手段罢。因此，在最好的情况下，制度也不过是对自由的一种温和的专制，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制度就是自由残暴的刽子手了。此两者都是实然，但前者也是时人的应然——这就是贤君明主与暴君的区别。以我们的理论观之，时人应然观中的固有缺陷让他们看不到无为而治的底蕴，自由在政府的有为之中被阉割。因此，如果非要探明制度对自由的贡献，那就是制度在以权力阉割自由的同时，还随时让民众保持一线希望：他可以从制度那里得到自由的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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