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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瑞斯，我们就不要去管我们的经济学家了，我是不太愿意和领导打交道的。不过，我们也应该同情地看待他们，如果他们真的不能为中国的经济开出药方，那或许是因为经济学自身有困难，与他们是不是“领导”可能没有关系。那么，是不是因为这种困难才导致经济学向法学靠拢呢？
瑟：确系如此。经济学的悖谬在于：在最需要经济学的地方（贫困地区或国家），经济学是最不发达的，而在最不需要经济学的地方（富裕地区或国家），经济学又是最为发达的。这一方面意味着经济学中的供需平衡原理不适合于它自身的生产，事实上，经济学自身的价格在它的出产国也比在它的进口国贵重；另一方面则意味着不是经济学在推动经济的发展，而是经济的发展在推动经济学，——这与经济学致力于经济发展这一目标是相反的。之所以会出现如此悖谬，就在于经济学一直在误解它自身，使它看不清这样一个道理：法制从来都是资源配置的主体，所谓的经济学，不过是对这种资源配置的过程作出解释或者提供建议罢。依此道理反观经济学史，则可以说，神治社会就有神治经济学，民众把丰收视为是神的恩赐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政治社会就有政治经济学，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于十八世纪时，正好以此命名，绝非偶然；法治社会也应该有法治经济学，现在的制度经济学——研究制度如何作用于经济，可算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它在西方经济学中日益突出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表示了经济学正在正身：向法学靠拢。
阿：你这样说倒能够解开我的一个长久以来的困惑：为什么我们把西方经济理论中的某些手段，比如说财经政策、货币政策等用之于中国，要不是收效甚微，就是适得其反？原因在于我们把别人的鞋子穿到我们自己的脚上了。不过，这不应该算是经济学真正的困难，因为我们不能怪鞋子。但若不清楚这种困难，说经济学向法学靠拢就不是一个必然的道理。
坡：阿克太琪过于纠缠，不适合于追求姑娘。
瑟：幸好真理不带有女人气，坡埃。阿克太琪在追问经济学内部的困难，这和迷恋一位姑娘美丽的外表是不同的。就我的分析，阿克太琪，这表现为两方面。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活动，从前人们（包括现在一部分人）相信可以用数学的方法来解读经济活动，因而有了计量经济学，但计量经济学不过是理性的自我图腾（也不排除其功用），经济活动在市场中的体量以及人们盘根错节的经济行为，根本上无法用数学模型来囊括——除非图腾能够生效，这是其一。其二，经济学研究资源配置，潜在或明显地假定人（个人、企业、政府）是资源配置的主体，对个人与企业的研究形成微观经济，对政府的研究形成宏观经济，但人与其说是资源配置的主体，不如说是资源配置的对象——经济学已越来越倾向于认可这一点，因为人才是一切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而一旦把人作为资源配置的对象，因人的复杂性以及创造力的不可知性，对经济活动本身的研究就难上加难。因此，经济研究若要继续下去，势必从对经济活动本身的研究转向对经济活动边界性条件（约束条件）的研究，而经济活动的边界性条件，也就是法制。
阿：看来法制真是资源配置的主体了。
坡：千真万确。其实在封建社会，公侯伯子男的封爵，就意味着土地和财产的配置。
瑟：你说的是真的，坡埃。不过，这还不是我们所说的法制是资源配置的主体的真正含义。你说的毋庸叫作法制是财产配置的主体。财产与资源，看似相近，但如果仔细辨析，还是有细微的不同。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现在是网络时代，人们一方面在谈资源共享，另一方面又要求产权明晰，资源共享与产权明晰之间的张力还是有待法制调和的事，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财产等于资源，这种张力就不可调和。事实上，如果我们承认天狼星伴星上的黄金（据说那里全是黄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但还不及地球上的毛石有用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出从财产到资源还有一步之隔，这一步之隔就是人类行为。进一步看，其实只有人类行为才是真正的资源，而那些被称作“资源”的东西不过是人类行为能够成为资源的诱因罢，（财产是这种行为的结果。）正如“赃物”在成为赃物之前是非法行为的诱因一样。能够成为资源的行为必定应该是合理的，虽然不一定合法（实在法），合法对合理的抑与扬就是我们所说的法制是过滤器和触发器。如是观之，资源的实质应该在于人的合理行为（当然最终还是在于人本身），在人际往来中，则应该首先在于人的合意行为（整体上看，合意可以最大程度地保证合理），——这一点，早在亚当·斯密论证市场的功用（经人的合意行为而成为“看不见的手”）时，就应该显示出来了。而作为人类行为的调控者——法制，当然就是资源配置的主体了，虽然这位配置者不一定要知道它是怎么配置的（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既是说，在朝合理化的进程迈进时，它宁愿“道隐其名”。
坡：一如诗是灵感所致，诗人们往往不知其过程，如果他们知道，他们的诗歌肯定很蹩脚。
瑟：是的，从法制是财产配置的主体到法制是资源配置的主体，反映了法在向人回归，正如诗降临诗人。
阿：以诗作比，问题复杂化了。瑟瑞斯，我现在关心的问题是，如果真如你分析的那样，那法制对资源的配置，就不仅包括知识的运用，也包括知识的产生。
瑟：真是这样。知识的运用和知识的产生本来就是相互交织的。知识的运用既是对旧知识的检验，也是新知识产生的渠道。
阿：但我们前面说知识产生于自由交流？
瑟：运用本就是交流的一种形式。但交流还有它非实用的一面，比如学术交流。因此，当我们说法制是文化的触发器时，自由交流指的是交流的所有方面；而说法制是资源配置的主体时，自由行为主要是指知识的运用，当然也包括自由交流。
4．4侨居他乡的“自由”的回归
阿：好了，瑟瑞斯，我们就不必在概念上捉迷藏了。我的感觉是，一旦我们追踪某个概念的使用，它就会跟你捉迷藏。反正我已经明白了你的意思。问题在于，不管是自由交流，还是自由行为，两者均落脚于自由，其实只要有了自由，自由交流、自由行为就属题中之义，但自由有多种含义，你究竟指的是哪种含义？
瑟：自由的确有多种含义，比如说心灵自由……
坡：这才是自由的根本。
瑟：但心里面的东西最无法言明了。坡埃，还是让诗人们去感受吧。
坡：自由是无法感受的，我们能够感受到的仅是心灵的不自由。
阿：我想坡埃说的话对所有的自由都成立，能够感受到的只是不自由。
瑟：也许是的。这也说明我们不能以感受去界定自由，感受本身就很难捉摸，或许它永远只是自由的补充说明。与心灵自由相对的是行为自由，一个内在，一个外在……
坡：但行为自由也可能似是而非，比如说一个一贫如洗的人，虽然没有人强制他做什么，似乎他可以随心所欲，其实他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瑟：这是真的。所以有学者（哈耶克）把行为自由分为肯定性自由和否定性自由。前者以资源，主要是以财产为衡量指标，以此指标，富人的自由就比穷人的自由多，——这是一种不平等，人类应该对此有所作为……这种自由观念听起来很诱惑人，但实际上会导致非常恐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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