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瑟：阿克太琪，这到是真的，但我们不是正在把它们纳入一个共同的架构么？至于此处的应然指什么，它肯定不是指幻想，或者理想。历史上幻想的花样不少，不过诗人、艺术家也许更感兴趣。或许可以说，它是指历史中的人们认为经他们的努力可以合理达到的必然，具体在我们这里，就是社会治理方式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应该具有的朝向。我们是以程序系统作为比较基点的。
阿：瑟瑞斯，难怪你在分析雅典、罗马时流露出一种倾向：仿佛古人在使用我们现在的概念，只是囿于他们自己的知识，这些概念结合着另一种应然。
瑟：阿克太琪，你的感觉是敏锐的，正好道出了我心中某种隐约的感觉。不过，这或许是历史分析（史论）不可避免的困境：我们尽可能以古人的眼光看历史，但这种眼光终究还是我们自己的眼光。意识到这种困境，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摆脱知识的傲慢。
坡：这就好象被屏幕上的情感打动的人，常常对生活中微妙的感情反而视而不见。因为他们到底是为自己，而不是为别人被打动。
阿：也相当于说，即便我们能够完全复制古建筑，但它们毕竟只是仿古建筑。
瑟：都有道理。历史的屏幕就是仿古的建筑。
阿：不过，瑟瑞斯，以“当时的知识”看当时的应然，这“当时的知识”该如何界定呢？我的意思是，比如说，对柏拉图而言，理想国就是当时的应然，但理想国肯定不是当时的知识所看到的应然，最多只能成为当时人们的一种理想，否则，古希腊人即便不能实现理想国，也要搞理想国的实验了。那么，处于知识顶峰的柏拉图能否代表“当时的知识”？
瑟：就知识的发展而言，柏拉图确实代表了当时的知识水准。但我们说“当时的知识”，应该是指当时社会中具有代表性的知识，或者说大多数人具备的知识。不过，就象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那样，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其特定的知识，要了解所有这些知识只能是理性主义的狂妄。因此，在我们的语境中，“当时的知识”其实就是指当时的总体观念。试举一例，古代中国人认为王政是必不可少的，这种总体观念就反映出王政是他们的应然。
阿：但王政不也是历朝历代的必然吗？
坡：历朝历代的必然是专制。
瑟：坡埃言之有理。“内圣外王”，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没有哪一个是圣人。（汉文帝、康熙或许例外？）阿克太琪，以我们的理论，只有制度程序化才可抑制专制，古代中国的程序系统虽有其自恰的一面，但深化程度远为不够，这就为专制的出现铺开了道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古代中国人（包括现代大部分中国人）都寄希望于清官，——这也属于他们的应然。但从我们的理论看，清官（王政的具化）只有在“程序中治理”才可能形成规模产品。因此，以我们的知识看到的当时的应然，与我们以他们的知识看到的当时的应然，这之间的差距就能说明为什么在古代中国清官寥若晨星，而在现代中国更是凤毛麟角。
坡：我看更象孔雀毛：“清官”是官员们的一种自我展示——孔雀开屏！
阿：到此为止，我那一直是扑朔迷离的感觉有所消散。不过，瑟瑞斯，即便我们以我们的知识来分析当时的应然，这种分析也得结合当时的情境，而这种情境无疑又包含当时的知识，以及由此所看到的当时的应然；另一方面，我们通过当时的知识看当时的应然，这种应然之中无疑也包含我们的知识。如此，这两种应然岂不是纠缠不清、不分你我了？另外，要让当时的人们具备我们所看到的当时的应然，势必要让他们拥有我们的知识，而这又是不可能的，那我们的分析又有什么用呢？
瑟：阿克太琪，如果天赋和职业让你有幸能够象汤因比那样深入历史研究，你就有可能不知道自己是生活在古代，还是现代。两种应然确有可能纠缠不清，不分你我，但这绝不意味着不要你我——这是不可能的。而要确定你我，就涉及到划分这两种应然的标准，——也许法律可以为我们提供一道认识的界面，或许法律就是这两种应然的纠缠？——至少法律是你我的纠缠！另外，没有人能够重创历史。任何历史分析说穿了，不是为了古人，而是为了我们自己：以我们的知识分析现时的应然，这种应然到底具有多少可行性？我们不能等到后人来告诉我们，正如我们不能告诉古人一样，我们只有在历史分析中去确定。
坡：也就是史为鉴吧。
瑟：大致是的。
阿：可是，瑟瑞斯，历史的轨迹既偏离古人的应然，也偏离我们所理解的当时的应然，历史似乎在显示它自身的必然。如果我们不能理解这种必然，并确定应然的必然基础，我们又如何确定现时应然的可行性呢？
瑟：我不知道谈历史必然性能有多少意义。……
坡：这样做只会使历史索然无聊。要是我知道我未来生活的一切状况，那生活也就味同嚼腊了。
瑟：若不是古埃及克里奥帕提拉女王漂亮的鼻子让她成为安东尼的情妇，埃及的历史早已重写。谈必然性的历史学家必然会割去女王的鼻子，仅是因为她的鼻子虽然符合生物学的必然，但不符合历史学的必然；持必然论的政府也必然会让所有人的鼻子遭殃，把人的鼻子变成牛鼻子，历史必然就是牛鼻上的绳索。因此，阿克太琪，如果我们不打算遗略这类人类知识无法估量的事件，那么，所谓历史的必然，要么是当时人认为的应然的成功，要么是失败，或者功败参半。成功和失败均有碰巧，因而，无论成功与失败，均对我们认为的当时的应然形成一种挑战。如果我们现在的知识不能接受这种挑战，不仅两种应然随时可能混淆，而且也形成对我们现在的应然的冲击。
坡：那谈应然的问题就是白费？
瑟：确有可能。理论分析总是在冒险，但正是这样的冒险为知识的发展辟开了道路。而知识的发展又是确保应然合理性的内在要求。不过，随着知识的增加，由知识引发出来的问题也越多，我们对任何应然所做的分析受到的挑战也会越强。可以说，知识是一把双刃剑——主观和客观各是一刃，当它和应然结合时，应然的合理性要求知识（主观）增长，而且增长了的知识（客观）又会对应然形成新的挑战。——这也许就是知识增长的机制吧。而一旦应然硬结，知识就可能停滞不前。
阿：瑟瑞斯，通常认为知识是和实然结合才得以发展的。而且，我感到在你的分析里面，知识与观念、理论不分。当你谈到当时的知识认为的应然时，指的是时人的观念；而谈到应然分析时，好象指的又是理论。
瑟：实然不过是应然面临挑战时，知识生长的触发器，或者是知识由主观到客观的过滤器。通常也认为实然才是应然的挑战，这不过是经实然过滤的知识才是应然的挑战这一说法的变通。的确，在我的分析里，知识与观念、理论不分。但一般而论，知识就是这三者。
阿：这三者总还是有区分吧！
瑟：阿克太琪，我想我们还是不要区分它们为好，否则我们将艰难跋涉，而且不一定有成效。这三者无非都表示：⑴一种认识，⑵一种智识结构。只要我们正确地使用它们，它们之间的差别就能够被辨别。
阿：但愿如此。……瑟瑞斯，我们是从你对雅典、罗马的程序系统的分析转入知识与应然的讨论的，而且也得出了某些看似结论性的东西，不过我不敢肯定这些东西一定就会支持你对雅典、罗马的分析，因为我们对知识的三种形态没有廓清。也许我应该回头再次琢磨这些结论和你的分析。不过，在我们关于知识与应然的讨论中，可能因为始终要把这种讨论与法律相结合的缘故，我逐渐产生了一种感觉，不知对错，只觉得有趣。……应然不是在知识之外，恰恰是在知识之中。人们在运用他们知识的过程中，依照应然就形成某种特定的社会以及它的制度架构——这就是实然。它可能符合应然，也可能不符合，不过往往介于符合与不符合之间。假定社会中的一切均受这种制度架构的规整（如果某些东西不受规整，则可忽略不计），再结合你的说法——实然是触发器和过滤器，请让我把这两种东西变通使用，那么，作为触发器，一种制度架构可能决定了社会中知识增长的底线，而作为过滤器，它又决定了知识从观念到物质的限度，也就是知识在实践活动中所能运用的限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