瑟：进化同时培养了人回归的本能！诗人们是最想回归到无机物的。
阿：极是！他们在诗中经常写道，不是想成为一颗树，就是想成为一块石头。也许回归到虚无是最好的吧，因为那是空灵之境。不知道坡埃想回归到哪个阶段？
坡：我回归到我自己!
阿：让你自己成为空灵之境？一团虚无？
坡：肯定比成为无机物——泥土（混凝土）好。
阿：不说也罢。瑟瑞斯，我们还是回归到我刚才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吧。
瑟：好的。不过，阿克太琪，你的第二个推论是不正确的。遵守与不遵守习俗与惯例都是自由的，由此不能推出自由与习俗和惯例无关，因为关系早已在提问中存在，而只能推出习俗与惯例是自由的指南。
阿：这之中有点蹊巧。
瑟：是的。我们研究自由，是从行为的角度出发的，因为严格而言，心灵的事情只有神才能洞晓。我想要是神治社会中的人知道自由这个概念，他们肯定会用它指心灵自由，当他们说“我自由了”，或者说“我得救了”，那是因为他们与神保持一道，这与现代人不同，当现代人说同样的话时，仅仅意味着他出了狱或者摆脱了非法拘禁。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在我们前面所举的非法拘禁的例子中，为什么法律会认为受害人是自由的——“法律下自由”，那是因为他与法保持一道——法在自拟为神！唯一不同的是，与神保持一道的是心灵，而后才是行为，与法保持一道的是行为，而后才是心灵。这就意味着，当神隐居之后，对自由的考察必将从心灵转向行为，从内在转向外在，虽然神不时被邀请出山。因此，自由首先得指自由行为。
但不可误会的是，自由行为绝不意味着“随机行为”，从而规避道理的约束。天下没有任何行为是随机的，说随机，只是表明我们不知个中道理，以“随机”将我们的无知变为有识（概率论就是这门“无知”的科学）。幸好，我们对人类行为的道理还是知晓几分，至少我们可以说，大多数人的大多数行为都是基于习惯，没有理由人们是不会改变他们的习惯的，如果强迫他们改变，或者出于某种原因，他们不按习惯行事，他们就会感到不自由。——个人习惯是如此，社会习惯——习俗与惯例亦然。其实，除非纯粹的私人习惯，大多数个人习惯都是习俗与惯例的个性化，或者反过来说，习俗与惯例本就是对社会中大多数人的个人习惯的一种慨括（这两个层面因教育而融通）。因此，遵守习俗与惯例应该是自由的。但如果有十足的理由让人深信自己可以不遵守而按其他方式行事，其人仍然可以是自由的——他可以说服相关人让他们相信他的理由，并接受他的行为。（这在个人习惯是说服自己改变自己的行为。）这就有可能引起习俗与惯例的改变，从而导致习俗与惯例的演进，——这或许就是习俗与惯例的演进机制（姑且让我们这样讲）。依此分析，遵守习俗与惯例是以习俗与惯例为直接指南，不遵守是以它为间接指南。事实上，说一个社会是自由的，不就是因为民众感到不自由的地方很少吗？（神出山了！）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让习俗与惯例及其演进机制充分地发挥作用。
阿：瑟瑞斯，我有几点异议：⑴大多数人的大多数行为往往出于明智考虑，并非习俗与惯例；⑵习俗与惯例确是行为的指南，但不一定是自由的指南，虽然你把自由限于自由行为，但不是所有的行为都是自由的；⑶如果遵守与不遵守习俗与惯例都是自由的，那不自由的行为又是什么呢？
瑟：明智考虑不一定要和习俗与惯例发生冲突，一个人可能始终如一遵守见货即付这么一条惯例，但这并不妨碍他选择哪家货主。况且，社会习惯与个人习惯不同，个人常常有些不良习惯，但社会习惯是人与人之间的习惯，在自由交流中经天长日久的演变，往往沉淀着许多智慧。见货即付就是一例，它可以让人获得高度信誉。因此，遵守习俗与惯例虽然不一定出于明智考虑，但往往是明智行为。若是真的经明智考虑决定不遵守习俗与惯例，除非如我们刚才所说，它能够成为习俗与惯例改变的契机，否则，这种明智考虑就是不明智的。至于你的第二点异议，不妨颠倒言之，习俗与惯例确是自由行为的指南，但不一定是行为的指南，破坏习俗与惯例的行为就不需要以它为指南。还是以见货即付为例：如果其人见货未付，而是说三天之后付，因为他得检验货物质量，以免对方返还货款之麻烦，——在此情况下，如果对方同意，他即不遵守惯例，但这是惯例演变之契机，非常正常；如果对方不同意，他即违背惯例；如果其人一拖再拖，没有理由或者理由明显虚假，他即破坏惯例。……
阿：等一等，瑟瑞斯，在你的例子中，不遵守以相关人同意为条件，未必妥当，假定理由充分，但相关人偏偏不同意，如何为之？而且，违背与破坏之差别仅在于理由的充足程度，这又该如何判定？
瑟：我承认，如是划分不遵守、违背与破坏，是我个人所为，与日常概念不符。在日常概念中，破坏惯例即违背惯例，违背惯例即不遵守惯例，外延逐次扩大。但如果采纳我这种划分，就能让三者有一个清楚的界定，避免日常语言中它们外延重叠引起的含混不清。如果其人理由充足，但对方就是不同意，这样双方必然各执一词。在此情况下，为公正起见，其人理由是否真的充足，应该由双方共同认可的第三方判定。如果其人胜诉，他亦即不遵守——这仍是惯例演变之契机；反之，他即违背惯例。是否破坏惯例也可如此确定。不过，破坏惯例有一个典型特点，差不多人人都会认为破坏者不可能有什么正当理由，这就意味着很难找到双方共同认可的第三方，也正是因为如此，才需要制度发挥作用。因此，虽然违背与破坏都是败诉的结果，但两者还是有根本的区别：前者存在共同认可的第三方，后者只存在对一方是强制认可的第三方。强制认可在刑诉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无需多言；不过，在现代法律中，民诉法庭同时充当着这两种性质的第三方，实质上是以强制认可取代共同认可，未必合理。但
仲裁法的发展正在纠正这种不合理之处，这就可以使违背与破坏更加清楚地区分开来。而违背与破坏这两者，阿克太琪，就是你要追问的不自由行为，仅是不自由的程度有别。
阿：我理解了你的划分。不过，瑟瑞斯，共同认可的第三方以什么来保证他判定的公正呢？
瑟：这可是一个漫长的话题！但可以肯定的是，共同认可本身即是首要的保证。这同时也意味着，强制认可在逻辑上是共同认可的补充，而不是相反。
阿：另外一点，瑟瑞斯，你把不自由的行为等同于违背与破坏，这让我想起了非法拘禁的例子，到底是侵害人不自由呢？还是受害人不自由？
瑟：阿克太琪，我们已经撞上了法律的两难：当法律认为受害人是自由的——“法律下自由”，侵害人不自由——“法律下不自由”，法律在自拟为神；当法律认为受害人不自由，而侵害人是自由的，法律在用以为具。
坡：法律这两极实在是太遥远了。天上地下，如何沟通？
瑟：这其实是法律的两个方面：形而上与形而下。当法律自拟为神时，它是形而上的，但一经人的运用，它就成了形而下的了；反之，当法律用以为具时，它是形而下的，但一经人的分析(特别是法理分析)，它就成了形而上的了。运用之中不乏分析，分析之中亦包含运用，法律这两极就是如是沟通的。其中人是中介，因此在人这里，这两极是纠缠不清的——人必须得把法律看作是应然与实然的统一体，但又要力图区分它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