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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是的，但也没人能够回避它。
阿：为什么？
瑟：你刚才为了反驳坡埃，不就直接谈到文学、艺术，而间接谈到精神了吗？我想这是语言自身的特性吧：我们越是说不清楚的东西，我们越要说。要是我们一下子都把事物说清楚了，就不会有那么多大师。依我看，我们谈法律而执意要回避它的精神，几乎是不可能的。
阿：好吧，我们就谈精神吧，只要不是太玄虚。那西方法律的精神又是什么呢？在我看来，不就是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原则吗？而这些原则，在我们的法律中也有相应的规定。进一步讲，在老百姓的精神里，从来都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等观念，这和这些原则不仍然是大同小异吗？
坡：阿克太琪，你才说没人能把精神谈清楚，现在你又即刻把法的精神全谈清楚了，这肯定有问题。
阿：坡埃是非玄虚不足以谈精神。瑟瑞斯呢？
瑟：不知道。阿克太琪，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如果制定法规定“王子犯法，不与庶民同罪”，这显然与老百姓持观念不相合，这该怎么办呢？
阿：可能没什么办法。不过这是封建社会的情形，与当前不符。
坡：没什么不同。如果你是一位官员犯法，多半只是免职，要是你还是一位党员，多半只是开除党籍，可老百姓的命运就不是这样。
阿：法律可没这么规定，这只是表明政府执法不严罢。
坡：这不是执法不严，简直就是说一套做一套。
阿：政府不会这么居心险恶。
瑟：当然，这不太可能是政府的本意，肯定另有原因使政府言行分离。阿克太琪，如果这个症结不消解，你刚才提出的方案就只能适得其反，因为更多的制定法——这是一种言说——只会导致政府更多的言行分离。我们国家虽未采用你的方案，但仍在加强立法，可很多人的感觉是，似乎法律制定得越多，社会秩序就越加混乱；这真是应了老子的一句话：“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因此，采用拿来主义方案，又要想消除政府执法不严、言行分离的现象，我们就得搬进最适合于政府口味的法律。但这不会是现代西方法律。
阿：那是什么法律呢？
瑟：君主专制社会的法律最适宜。法律就是君主的意志，君主总是按照他自己的意志行事，不管他的意志是否矛盾，是否乖戾，他总是在按照法律行事。从逻辑上讲，他不可能执法不严，即便他故意如此，也不可能。故意如此最多只会导致君主言行分离。
阿：瑟瑞斯，你知道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和封建专制社会截然不同。你不会说时代的进步是我们国家执法不严的症结吧？
瑟：如果抽掉“时代进步”一词人为的褒义，时代是否进步，应该由历史评述，不应该由一个时代的领头羊自封。
阿：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我们的科学技术比封建社会远为先进。
瑟：阿克太琪，你知道印刷术是宋代的发明，当时技术还比较粗糙，到了晚清，印刷技术可以说已经非常精湛。这只是一个例子。从总体上看，封建时代的技术也是不断进步的，因为很少有什么技术失传。因此，我们可以说封建社会仍然在不断进步。可历史教科书上说，中国封建社会自唐朝之后在逐渐衰落，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阿：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差不多是停滞的，只是有些波动而已。
坡：我倒愿意回到唐朝去做武则天治下的骆宾王。
瑟：坡埃，我想你会成为一个冲浪高手，因为按历史教科书的说法，唐朝应该处在波峰上。阿克太琪，要是一个社会两千多年都能够一如既往，这岂不是一个大同世界？依我个人之见，“停滞”一词是一种非常不可取的说法，它会导致一个人缺乏历史感，缺乏坡埃刚才那股历史冲浪精神，以为我们只需看一个社会的横截面，就可以知道它的历史了。不幸的是，正是中外知识分子杜撰了这个词，使得国内外学者宁愿去研究已经消亡的社会，（它们至少不停滞！）比如罗马的灭亡，印加帝国的衰亡，而忽视了古代中国几千年内在的稳定结构。
阿：这个稳定结构在清朝末年就并不稳定了。在列强的侵略下，她摇摇欲坠。
瑟：坠向何处呢？历史上，中国曾几次坠倒在外族的怀里，元、清是例子，中国不是继续存在并且在版土上还在不断扩大吗？
阿：那是因为我们文化上的优势。我们同化了他们，使得他们也成为中国人，可和西方比较，我们处于文化上的劣势。
瑟：文化上是不是劣势，无从比较，我们只是打不过他们罢。可要是我碰上一个孔武有力的人，我肯定打不过他，不过他也并不见得比我有文化。
阿：就算如此，可怎么说呢……西方文化是一种“文武双全”的文化，我们的文化只是一种文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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