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文书真正，是指文书是真文书，而真文书产生的证据力就是书证的形式证据力。然而，这位学者又说，“实质证据力，为由真正文书内容所生之证据力”。这就把实质证据力也限制在证书以内了。应当明确，证书只能产生形式证据力。可见，这位学者也是把证书等同于书证了。
不能把证书等同于书证，因为，证书只具有形式证据力，而书证的核心和灵魂均在于它的实质证据力。书证的实质证据力是证书记载的、发生在证书之外的事实的证据力。从司法实践看，掌握书证最重要的环节就是要确认证书记载的、发生在证书之外的事实是真实的，是真有其事。因此，掌握和运用书证的关键就是要抓住被证书记载的客观事实，把证书等同于书证，就会在证书内兜圈子，这样兜来兜去，往往会忽视证书记载的事实甚或会全然忘记这些事实，从而使人们的认识误入歧途。比如，有这样一起遗产继承案：某退休干部有三个女儿，但其生前长期由三女儿赡养。据三女儿说，她父亲曾立遗嘱，声明自己死后所遗一套三居室房产由她继承。此后，三女儿又找某律师事务所作了律师见证，该律师事务所还出具了律师见证书。然而，这位退休干部死后，三姐妹还是卷入了这份遗产的纷争，并诉至法院。诉讼的争执点在于：大女儿和二女儿要求按法定继承，即由三姐妹共同继承；三女儿则要求按遗嘱继承，即由她一人继承。本案经某法院审理认为：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律师见证书因无立遗嘱人本人的签名，故判为无效见证；退休干部的遗嘱书由别人代书，但有退休干部本人的签名（是否还有问题，我未搞清）。据此，某法院驳回了三女儿的请求，采纳了大女儿和二女儿的请求，即按照法定继承，将退休干部所遗一套三居室的房屋，判决由三姐妹共同继承。因考虑到三女儿长期赡养老人的事实，房屋仍由三女儿继承，但将该房屋估价三十几万元，判决由三女儿拿出十八万元，平分给大女儿和二女儿。判决后三女儿认为，她当初请律师见证，只为能让律师证明：所立遗嘱是真实的。然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见证书却是无效的，致使她蒙受了十八万元的损失。据此，她将某律师事务所告到同一法院，要求某律师事务所赔偿她的损失。法院审理后认为，三女儿的请求有理，故判决：某律师事务所赔偿三女儿的损失十九万元。面对这样两个判决，人们不禁要问：那位老干部生前究竟有没有立遗嘱？因为，是否立遗嘱的事实，才是本案书证的核心问题。本案一判否定了遗嘱。如不否定，就不能启动法定继承。然而，二判却又肯定了遗嘱。如不肯定，三女儿十九万元的损失从何而来。既是损失，就是三女儿原本就该有的。法院既认为三女儿原本就该有这十几万，这就意味着法院二判又肯定了遗嘱。同一个法院对同一项事实既否定，又肯定，这不是矛盾吗？本案中，一方要求法定继承，另一方要求遗嘱继承。这两方的诉求一为“矛”，二为“盾”，实不可兼顾。然而，本案的法官却使诉讼双方的诉求均得到满足，可谓既顾了“矛”，又顾了“盾”。这不又是“矛盾”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矛盾呢？就因为，本案的法官把证书与书证等同起来了。把证书等同于书证，就会在证书以内兜圈子，这样兜来兜去，就会把严肃的证据问题变成证据游戏。这就是本案出现矛盾判决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