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第二类情形，由于是法院依职权认定自己无管辖权的，故与被告答辩制度内容的管辖权异议制度无关。法律规定也是如此：原告对依职权移送案件的裁定无权提出上诉，案件中也没有可提出上诉的裁定。此时应如何保障原告的诉权？
原告仍然可以借助起诉制度得到保障。由于是原告认为受诉法院有管辖权，而法院自认为无管辖权，如果原告同意移送也未尝不可，而如果原告坚持认为受诉法院有管辖权，法院则应该以不符合起诉条件为由驳回起诉，而原告可就此提起上诉。
四、结论：一项被误置的权利及权利的限制
（一）被误置的权利
综上，在上述情形中，原告可以对管辖权提出反悔或者不同意见，但这种反悔或者不同意见，并不能称为“管辖权异议”，除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而原告可就此上诉之外，其余情形完全可通过起诉制度中提供的制度框架本身予以解决，而无需借助管辖权异议制度。因此，本文的结论似乎有些出乎意料，既不同于否定者又不同于肯定者：原告的确有权对管辖权提出不同意见，但原告确实不能也无需借助管辖权异议制度。故而，本文的前述思路是成立的。而且，也只有依靠起诉制度才是正确的，才符合法解释学的逻辑框架。反之，如果原告借助的是管辖权异议制度，就误人了错误的程序运作框架，将导致民事诉讼程序运作的“出错”：无论在何种情形下，法院皆可认为自己有管辖权，并驳回原告的管辖权异议，因而并不能维护原告的权利，甚至产生矛盾的结论。这是一项被误置的权利（a misplaced right）：一方面，“异议”制度从逻辑上分析是对对方的反对，而自己对自己提出“异议”显然令人难以接受；但另一方面，自己错了不可以改吗？回答显然是肯定的。
例如，原告误向无管辖权法院起诉时，如果原告提出的是“管辖权异议”，受诉法院认为自己有管辖权时还可以驳回该异议—但问题是，基于处分原则，原告有权撤诉，法院如此做法的结论就与处分原则相冲突：虽然可以驳回原告的管辖权异议，但又不得不承认原告的撤诉将使得这一驳回毫无意义。如果是通过管辖权异议制度，则必然会有这样的可能，这从逻辑上说明，原告主张受诉法院无管辖权根本不属于管辖权异议制度的处理范围。相反，如果将这种主张置于起诉制度的框架中分析则一目了然：如果原告认为受诉法院无管辖权，则是从根本上认为起诉本身是不符合条件的，对此，法官既不能此进行实质审理，也不能以原告（关于受诉法院无管辖权）的主张不符合事实和法律为由而认为自己有管辖权，即使原告的主张确实是错误的、受诉法院确实有管辖权也不能干预原告的选择。因为，一旦法院如此作为，其逻辑结果便是法院“强制原告起诉”；而对于被告而言，法院需要“强制被告应诉”，这并没有错，管辖权异议恰恰是对抗这种“强制”的制度。换言之，对于被告声称无管辖权，法院需要实质审理，也可以得出不同结论；而对于原告声称无管辖权，则法院既不能进行实质审理，也不能得出不同结论，除了可以进行移送的情形，理论上应该当即驳回原告的起诉。
进而，对于原告在起诉方面的优先性（其实质是当事人的诉权优先于国家的司法权），在管辖问题上还可以继续深入下去。实际上，原告不仅可以不同意法院的移送管辖，也可以不同意法院的指定管辖，还可以不同意管辖权的转移。当然，原告不同意的直接后果都是驳回起诉，原告可对此提出上诉。但最终法院对管辖权如何处理，则属于司法权的范畴。
事实上，对于原告不享有管辖异议权，以及原告可以通过撤诉来对抗管辖权争议的，已经为相关的司法解释所确认：最高法院2009年颁布的《关于审理民事级别管辖异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就明确规定，“被告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管辖权异议”；第2条规定：“在管辖权异议裁定作出前，原告申请撤回起诉，受诉人民法院作出准予撤回起诉裁定的，对管辖权异议不再审查”，从而印证了本文结论的正确性。
（二）原告对管辖权提出不同意见的限制
上述表明，在法院受理案件之后，原告仍然可以毫无限制地提出管辖权问题。由于原告的诉权，原告理论上可以自由地认为自己发生错误而主张受诉法院无管辖权，从而导致法院驳回起诉，并使得已经过的诉讼程序统归无效，不仅造成诉讼资源的浪费，也给被告带来了沉重负担。所以，需要对原告的这一权利施加某种限制。
对原告权利限制的实质是，对于原告自我否定诉讼要件的权利，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予以限制，如是否要受到对方的限制、限制的程度如何；是否要受到法院的限制、限制的程度如何。因此，可以归结为对原告诉权滥用的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