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稍作上述变动，则语义与意境大有不同，一是法典式罪刑法定排列于前，条文式罪刑法定顺延于后，并牢牢地与罪刑法定的意义联结在一起，描述了罪刑法定中，包含明确性在内的实质内容。二是突出了刑法典在规定犯罪行为，并依照刑法定罪处刑方面的独有法定地位与权威，排除了其他法律在此方面予以规范的可能，[40]体现罪与刑方面的事项，由刑法典来决定之罪刑法定中的法律形式主义。
【作者简介】
熊建明，单位为南昌大学立法研究中心。
【注释】张明楷著：《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53页以下。
何秉松著：《
刑法教科书》上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63页以下。
陈兴良：“
刑法的明确性问题：以（
刑法）第
225条第4项为例的分析”，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4期。
全国人大法工委
刑法室编著：《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刘艳红：“
刑法的目的与犯罪论的实质”，载《环球法律评论》2008年第1期。
张明楷著：《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53页以下。
这几乎是所有有刑法典的国家和地区都要首先列在其法典里的原则。
张明楷著：《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53页。
如果严格地反省性评价，就会发现用分号分隔是多余的，其表达效果与用逗号隔开并无实质区别。
同注，第54页。
同注，第26页。
张明楷著：《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54页。
同注，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53页。
古代汉语编写组编著：《古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703页。
尽管从理论上可论证可以定罪但不必处刑这一观点的合理性，但从资源的耗费与产出角度而言，相比于只定罪不处刑，不定罪，而是按照非
刑法途径处理可能更为妥当。限于篇幅，此结论的证明不在此展开。
在实践中，公安机关侦查，检察院提起公诉所确立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很少会被法院经审查而驳斥的，尽管这其中有很多原因，但法院不与其对峙是很重要的因素。往往在无法抵抗的结局下，会有意将刑罚弄得相对轻一些，如佘祥林案，本来依法是要判处死刑的，但疑罪从轻的实践理性，只处以有期徒刑的刑罚。
森际友康著：《司法伦理》，于晓琪等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86页。
包括对分则条文的修正案。
此中译参见陈兴良：“
刑法的明确性问题：以（
刑法）第
225条第4项为例的分析”，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4期。
陈兴良：“
刑法明确性问题：以（
刑法）第
225条第4项为例的分析”，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4期。
全国人大法工委
刑法室编著：《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其实称全国人大法工委及法律室为立法机关，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商榷的提法。本文参考引用的陈兴良教授论文，使用了这样的提法。
张明楷著：《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页以下。但1998年12月29日颁布的《
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这一单行刑事法律依然有效。
陈兴良：“
刑法明确性问题：以（
刑法）第
225条第4项为例的分析”，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4期。
笔者将其并入刑法典的理由有两条，一是即使它单独适用，也必须用到刑法典总则条文，二是它涉及的社会关系太狭窄了，以至可以忽略不计。
同注，第53页。
同注，第21页。
本文只讨论刑事实体法上的罪刑法定。在
刑法语境中，常用机能来表述其他法律语境里，用功能表述的同类意蕴，其实并无此必要。机能与功能并无实质区别，且功能更显露出设计之底蕴。而机能则多指非人造物所具有的内在于肌体的生物能量。
张明楷著：《
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其序言部分。
但在
刑法思维中，能否禁绝类比性思维，则是需要严肃探讨的学术问题。
张明楷著：《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53页以下。
中国
宪法是否需要不溯及既往原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朗·富勒著：《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五章。
同注，第57页。
同注，第64页。
同注，第80页以下。
张明楷著：《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53页以下。
全国人大法工委
刑法室编著：《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对此原则从正面予以研究的且较为细腻的，参张明楷著：《罪刑法定与
刑法解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陈兴良：“
刑法明确性问题：以（
刑法）第
225条第4项为例的分析”，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4期。尤其文后列出的参考文献。
此修改后的表述，只用了一个“法律”，原因是有些犯罪行为之认定与判别，要用到的法律不只是
刑法，还会有其他的法律、行政法规等，但这是仅就定罪而言，而处刑则只能是
刑法（在中国现有情形下，还包括两高的司法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