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陈富强，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反贪局局长。李晓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综合科科长。
【注释】陈卫东：《两个证据规定之解读》，载《中国检察官》2010年第21期，第6页。
樊崇义：《司法改革的重大成果》，载《检察日报》201O年6月2日，第二版。
陈瑞华：《刑事司法改革的重大突破》，载《检察日报》201O年6月4日，第三版。
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方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57—159页。
谢佑平、万毅：《
刑事诉讼法原则：程序正义的基石》，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109页。
美国联邦
宪法第
5条、第
14条将其表述为：“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这种立法例在二战后由美国推广到日本，日本
宪法第
31条由此形成。此外1999年11月2 3日意大利参、众两院以过2／3多数通过了将正当程序原则规定为
宪法性原则的1999年第2号
宪法性法律，在
宪法第
111条第1款前增加以下内容：“司法裁判权通过法律规定的正当程序实现”，并对正当程序的具体内容作出了明确而详细的规定。意大利这一修宪举措，再次显示出了正当法律程序的巨大感染力。
林钰雄：《
刑事诉讼法》，北京：国家图书馆，2003年，第400页。
虽然我国三大诉讼法均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规定为证明标准，但2001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
73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实际上已经将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更改为“优势证明标准”，这一标准与民事诉讼所涉及的权利更加契合，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而
行政诉讼法在2002年通过司法解释亦对此有所调整。相比之下，“两《规定》”出台之前，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改革已然滞后于另外的两大诉讼，而刑事案件尤其是死刑案件涉及人的自由甚至生命，理应规定更高的证明标准，故本次证明标准的细化，其意义不言而喻。
联合国经社理事会1984年50号决议批准的《关于保护面对死刑的人的权利的保障措施》。
陈卫东：《中国刑事证据法的新发展——评两个证据规定》，载《法学家》2010年第05期，第21页。
刘玫、郑曦：《关于两个“证据规定”的评析》，载《西部法学评论》2010年第05期，第3页。
卡多佐大法官语，People v．Defore，242 N．Y．13，21，150 N．E．585，587（1926）（opinion of the Court by Cardozo，J．）。
See Joshua Dressier，Alan C．Michael，Understanding Criminal Procedure，Volume 1：Investigation，4th ed，Matthew Bender＆Company，Inc.，2006：400—409。
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事诉讼程序》，岳礼、温小洁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8—199页。
田口守一：《
刑事诉讼法》，刘迪、张凌、穆津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245页。
刘玫、郑曦：《关于两个“证据规定”的评析》，载《西部法学评论》2010年第05期，第5页。
Herring v．United States，555 U．S．（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