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王公尽管心态复杂，但既然有“惟全听御前会议如何解决”的政治承诺，则于法理上不得不服从《逊位诏书》之规定，纳蒙古全体为共和国家之一部分。如常安所说：“正是退位诏书上关于统治权的宪政契约规定，成为民国时期北洋政府维护国家统一、反对边疆分裂势力的法律武器。”[75]
当清室逊位、民国统一政府成立后，袁世凯即着手维护国家统一，主张蒙藏等地主权。就库伦独立之事，袁世凯致电哲布尊丹巴，晓以民族大义（更是新义）剀切开导：“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现在时局阽危，边事日棘，万无可分之理。”[76]哲布尊丹巴在复信中却以独立时间在革命之前为理由矢口否认因清帝逊位而继受之民国法统，同时又强调宗教方面的合法性理由。如前文所述，清帝国治下的蒙古所奉行的政治体制，依其政治传统，强调双重合法性系统，即“佛教达摩/成吉思汗长生天”二元体系。[77]清帝因被承认为诸汗之可汗，实际上继承了成吉思汗这一系的合法性，而哲布尊丹巴作为外蒙宗教领袖，自然只能强调宗教这一面向的合法性理由。
袁世凯复电驳斥哲布尊丹巴：“刻下国体确定，汉蒙一家，必须合力以图，新基方能巩固……务望大扩慈心，熟观时局，克日取消独立，仍与内地联为一国，则危机可泯，邦本可固。”[78]哲布尊丹巴复电反驳袁世凯：“吾两国均系前清之臣民……君非前清之子孙，又非其同姓，何以强言理应承受其原管领土？”[79]考察其理论，仍然是以血统世系为合法性依据，确实是“不知共和为何物”，完全不知或不愿承认在《逊位诏书》中，清廷已将治权授予民国全体人民。面对哲布尊丹巴对袁世凯非皇族的质疑，袁世凯回复二函，明确引用《逊位诏书》为法律依据反诘，并承诺兑现《优待条件》：
“此次改建共和，以完全领土成一民国，此乃根据隆裕太后诏书所谓‘以统治权公诸全国’，既非君位继承，安有血统关系可言？……本大总统以仁慈为怀，不忍遽加征讨，倘早日会晤，《优待条件》昭然俱在，共享升平。”……“库伦不宜与中国分裂，前已迭电详述，前清以统治权让于民国，民国人民以总揽政务权，举付于本大总统，承前清之旧区域内，有外蒙古一部分，本大总统受全国付托之重，理应接管。至库伦独立，前清并未允行，中华民国亦断无允准之理。库伦本为民国领土……甚盼熟筹利害，使我民国受于前清之领土及统治权完全无缺。”[80]
袁世凯的回函紧扣《逊位诏书》与《优待条件》，向哲布尊丹巴明确宣示了民国政府法统对蒙古的效力。在民国法统之下，经民国政府多次剀切开导，原本依违于库伦与民国之间的内蒙古各盟旗王公亦逐渐将其合法性认同从清王朝转向民国。他们多次召开王公会，通电声称：“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护民国。”[81]在京蒙古王公则纷纷表示拥护民国，认为：“现在共和成立，正宜联合为一大国，蒙古断无独立之理。”[82]对中国边疆蒙古族人民而言，对前清的认同开始逐步迈向对民国的认同。
【作者简介】
杨昂，单位为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
【注释】
【参考文献】[1]《宣统政纪》，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编第18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1251页。
[2]关于南方临时共和政府对北方临时政府（即袁世凯内阁）的吸纳，参见本期主题研讨章永乐文。
[3] Edwin J．Dingle，China’s Revolution（1911－1912），New York，Mcbride，Nast ＆ Company，1912．p．279．
[4]Rawski，Evelyn Sakakida，The Last Emperors：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pp．7－8．
[5]James L．Hevia，Cherishing Men from Afar：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5．pp．31－56．
[6]所谓征服王朝论，最早由魏复古与冯家升提出，参见：Karl A．Wittfogel and Feng Chia-Sheng，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907－1125)，Lancaster Press，1949．
[7]James A．Millward，Eurasian Crossroads A History of Xinjiang，NewYork，University of Columbia Press，2007．Perter C．
[8]Perdue，China Marches West：the O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pp．1－4，335－336，523．
[9]Laura Hostetler，Qing Colonial Enterprise：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Chicago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1．
[10]Mark C．Elliott，The Manchu Way：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11] Erelyn S．Rawski，Presidential Address：Reenvisioning The Qing：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4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96，pp．829－850．
[12]Ti-chiang Chen，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Recognition：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ractice in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States，New York，Praeger Press，1951．
[13]陈体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承认问题》，载中国国际法学会主编：《国际法年刊》（1985），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
[14]《宣统政纪》，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编第18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1251页。
[15]叶遐菴：《辛亥宣布共和前北京的几段逸文》，载《中国近代史料丛刊?辛亥革命》(第8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版，第123页。
[16]鄂尔泰等修，李洵、赵德贵主点校：《八旗通志?肃亲王豪格列传》，东北师大出版社1985年版，第3570－3572页。
[17]参见Joseph P．McDermott ed．，State and Court Ritual in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18]关于清代早期统治者效仿蒙古习俗从而赢取众蒙古族群认同，并获得统治蒙古合法性的策略，参见李勤璞的精彩研究：《蒙古之道：西藏佛教和太宗时代的清朝国家》，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19]Rawski，Evelyn Sakakida，The Last Emperors：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20]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
[21]叶遐菴：《辛亥宣布共和前北京的几段逸文》，载《中国近代史料丛刊?辛亥革命》（第8册)，第123页。
[22] 冯自由：《唐少川之生平》，载《革命逸史》(第二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01页。
[23]赵尊岳：《惜阴堂辛亥革命记》，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州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常州文史资料》(第1辑），第59－72页。
[24]张謇：《复北京内阁电附内阁复电》，载张怡祖编：《张季子九录?政闻录》，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97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149页。
[25] 常安：《”五族共和”宪政实践新论》，载《宁夏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26]族性（ethnicity）一词，正是苏俄人类学家史禄国（S．M．Shirokogoroff）在对通古斯族群的人类学考察中创造出的术语，参见：S．M．Shirokogoroff，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Northern Tungus，Shanghai，Commerical Press，1924．
[27]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载《益世报?边疆周刊》1939年2月13日。
[28]《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政府公报》第1期(1912）。
[29]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宣言书》，载《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页。
[30]《宣统政纪》，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编第18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1252页。
[31]光绪三十二年厘定官制后，即广泛推行满汉民族融合政策，如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二，颁旨妥议化除满汉畛域：“现在满汉畛域，应如何全行化除，著内外各衙门各抒所见，将切实办法妥议，具奏，即予施行。”(《德宗实录》卷四九二)又如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初一，宪政编查馆、资政院会奏的逐年筹备事宜折中称，准备当年”请旨设立变通旗制处，筹办八旗生计，融化满汉事宜”。(《德宗实录》卷五七二）其中”融合”二字，已至为贴近于近代学术意义上的”融合”理论了。
[32]［日］片冈一忠：《辛亥革命期の五族共和论あぐって》，载田中正美先生退官纪念论文集刊行会编：《中国近现代史诸问题》，国书刊行会1984年版，第279－306页。
[33]［日］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冯谊光译，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2页。
[34]孙中山：《五族协力以某全世界人类之利益》，载《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73页。
[35]Mark C．Elliott，The Manchu Way：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2001，p．13．
[36]［日］松本真澄：《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75页。
[37] ［日］村田雄二郎：《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时期的五族共和论》，载《广东社会科学》， 2004年第5期。
[38]［日］片冈一忠：《辛亥革命期の五族共和论あぐって》，载田中正美先生退官纪念论文集刊行会编《中国近现代史诸问题》，国书刊行会1984年版，第279－306页。
[39]由于误用五族共和概念者太多，以下再引相关论述时，径从其原文，不再加以解释，请读者观其语境而辨析其意。
[40]杨度：《中国新报叙》，载《中国新报》(第一年第一号）。按，此文及下引杨度文皆收入《杨度集》，后者较易获取，可资参阅，但用时需谨慎辨析。因为此集编辑质量似有问题，除有错字外，编者亦常错解基本文意，如杨度所谓“性法”，编者指为错误，实际上杨文并无错误，”性法”是自然法（natural law）在当时之译名。刘晴波主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1]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载《梁启超全集》(第4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0页。
[42]杨度：《金铁主义》，载《中国新报》1－5号。
[43]惜阴：《惜阴堂笔记．光宣记述》(之五），载《人文》1933年第1期。
[44]赵尊岳：《惜阴堂辛亥革命记》，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州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常州文史资料》(第1辑），第59－72页。
[45]张謇：《劝告铁将军函》(宣统三年辛亥），载张怡祖编：《张季子九录?政闻录》，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97辑，第180页。
[46]张謇：《致袁内阁代辞宣慰使农工商大臣电》(宣统三年辛亥）。载张怡祖编：《张季子九录?政闻录》，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97辑，第181－182页。
[47]张謇：《辛亥九月至内阁电》(宣统三年辛亥），载张怡祖编：《张季子九录?政闻录》，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97辑，第184－186页。
[48]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宣言书》，载《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2页。
[49]许多西方学者喜欢混用”中国人”与”汉人”的概念，常常将”Chinse”一词当作”汉人”概念使用，从而有意无意将Chinese与”藏人”、”突厥人”等区分开来，形成对立关系。而同时他们又以China一词表示中国，以显示Chinese就是”中国人”，因此造成了”藏人”“突厥人”是非中国人(其实原本只是非汉人)的假象。
[50]Zhao Gang，Reinventing China Imperial Qing Ideology and the Rise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Early TwentiethCentury，Modern China，January 2006，pp．3－30．
[51]Ping-ti Ho，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Reenvisioning the Qing Period inChinese，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Feb 1998，pp．123－146．
[52]李铁诤教授的名著《西藏的法律地位》对辛亥革命后西藏主权问题有深入论述，指出13世达赖喇嘛在1912年初并未曾有与中国完全脱离关系的意图，且于年初曾与袁世凯总统交换电讯互表良好祝愿，后又由袁政府恢复了被清廷所废的达赖封号。Li Tieh-tseng，The Historical Status of Tibet，Oxford，King’s Crown Press，1956．pp．145－176．
[53] Mark C． Elliott，Manchu Identity and Manchu rule in China，原文似未发表，中文译本为《清代满洲人的民族主体意识与满洲人的中国统治》，华立译，载《清史研究》2002年第4期。
[54]Philip A．Kuhn，Soulstealers：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p．60．
[55]Mark C．Elliott，The Manchu Way：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2001，p．5．
[56]梁启超：《新中国建设问题》，载《梁启超全集》(第4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443页。
[57] 孙中山：《复蒙古联合会蒙古王公电》，载《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89页。
[58]《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致陈昭常等电稿》，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八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85页。
[59]对赵尔巽这一例证的引用及分析，引自孙明：《由禅让而共和：梁济与民初政治思想史一页》，载《史林》2011年第2期。
[60]《袁世凯在参议院之演说》，载《中国近代史料丛刊?辛亥革命》(第8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版，第140页。
[61]袁世凯：《莅任正式大总统宣言》，载《袁大总统书牍汇编》，沈云龙主编：《袁世凯史料汇刊》，台湾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13页。
[62] 《咨约法会议文》，载《袁大总统书牍汇编》，沈云龙主编：《袁世凯史料汇刊》，第309－ 312页。
[63]Johan Elverskog，Our Great Qing：The Mongols，Buddhism，and the State in Late Imperial Chin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6，p．169．
[64]郭孝成：《蒙古独立记》，载《中国近代史料丛刊?辛亥革命》(第7册），第292页。
[65]《蒙古起义清方档案?宣统三年十一月初七日蒙古代表及那彦图等致内阁袁世凯函》，载《中国近代史料丛刊?辛亥革命》(第7册），第298－299页。
[66]《蒙古王公致伍廷芳函》，载渤海寿臣：《辛亥革命始末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一编第42辑，第901－905页。
[67] 《今日之御前会议》，载渤海寿臣：《辛亥革命始末记》，第906页，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一编第四十二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
[68]有贺长雄，《革命时期统治权转移之本末》，载《法学会杂志》，一卷八号(1913年10月）。
[69]溥伟：《让国御前会议日记》，载《中国近代史料丛刊?辛亥革命》(第8册），第110－115页。
[70]《二十九日御前会议之概略》，载渤海寿臣：《辛亥革命始末记》，第898页，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一编第四十二辑。
[71]《帕邸不认共和之声明》，载渤海寿臣：《辛亥革命始末记》，第899页，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一编第四十二辑。
[72] 孙中山：《致贡桑诺尔布等蒙古各王公电》，载《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7－48页。
[73]孙中山：《致陈炯明及中国同盟会电》，载《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6－47。
[74]荣洋：《略谈辛亥革命前后的家乡旧事》，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卷），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74页。
[75]常安：《”五族共和”宪政实践新论》，载《宁夏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76]袁世凯：《致库伦活佛书》(一），《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函牍》，沈云龙主编：《袁世凯史料汇刊?续集》，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210页。
[77]Johan Elverskog，Our Great Qing：The Mongols，Buddhism，and the State in Late Imperial Chin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6，pp．44－48．
[78]袁世凯：《致库伦活佛书》(一），《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函牍》，沈云龙主编：《袁世凯史料汇刊?续集》，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211－212页。
[79]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二年)》，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3年版，第10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