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惜阴堂筹划：《逊位诏书》的诞生及其思想脉络
由上文论述可知，《逊位诏书》并非成于一人之手，而是经过多方博弈，体现了多人的思想取向与利益诉求的观点，融合了各方，包括南北双方阵营，以及各自阵营中间的不同派系即北方的皇室与袁世凯，南方的革命派与立宪派之间的混合观点。但是，张謇是诏书拟稿的核心人物则无疑义。以下分两部分讨论：一是对张謇之作产生影响的思想之源流，二是张謇之作对他人思想产生影响之路径。这一背景脉络的梳理，也许远比对张謇自身思想形成的研究要重要得多，因为之前创出“五族立国”论的思想精英与之后贯彻“五族立国”论的立法精英为数众多，影响大而权位重，是他们的全体以合力方才奠定了民国法统的基本格局。
多数学者并没有对清季以降的“五（六）族立国”思想的表述细加区分，而径以“五族共和”统称之。这是错误的。较为狭义地说，“五族共和”论指的应该是“承认五大民族的独立存在，且各族享有法律上一律平等之地位”，真正采此说而施行之的政府，大约只有北洋历届政府。逊位的清室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都不认同这一理论。
就清室而言，如上文分析，主张的是“合族为国”的“国族”观。附于逊位懿旨后又有关于待遇条件之懿旨云：
“待遇满、蒙、回、藏七条，览奏尚为周至。特行宣示皇族暨满、蒙、回、藏人等，此后务当化除畛域，共保治安。”[30]
所谓“化除畛域”，乃承此前“平满汉畛域”民族政策之取向，[31]只是将畛域范围，从满汉二族之族际扩展到各族之族际，强调的是“民族融合”而迥非“民族分立而权利平等”。
而孙中山主张的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学说，则强调的也是“合多族为一族”的“国族”观，孙中山不但不是五族共和论的提出者，[32]而且对五族共和论是持否定态度的，[33]他于1919年曾论述到：
“更有无知妄作者，于革命成功之初，创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说，而官僚从而附和之，且以清朝之一品官员之五色旗，为我中华民国之国旗，以为五色者，代表汉、满、蒙、回、藏也。而革命党人亦多不察。”[34]
可见《逊位诏书》与孙中山的民族政策都主融合论，其差别只在主导民族，《逊位诏书》以满为主，它强调各族融合的经验可能来自满洲民族自身就是一个被建构起来的政治民族的历史经验；[35]孙中山则以汉为主，他强调各族融合的理论资源可能来自美国的民族熔炉融合论。[36]区分五族共和论与《逊位诏书》及孙中山民族主义对民族问题之主张的差异，对理解边疆少数民族对帝国皇室及民国各届中央政府之合法性的认同度及拥戴程度，极为重要。
村田雄二郎认为杨度是清季五族共和论的首倡者。[37]片冈一忠则认为在辛亥时期张謇对五族共和论之提倡影响最重要。[38]这就为《逊位诏书》之五族立国论的渊源寻找到了线索。当然，如上文所论，这里村田与片冈用“五族共和”概述杨氏理论可能会导致误解，若用“五族立国”概括之则稍显宽泛，但更准确接近杨度当时之本意。[39]盖1907年杨度写作《金铁主义》时尚为君宪主义者，五族主张则有之，“共和”主张何来之？实际上，杨度是明确反对五族共和论的，在杨度主编的君宪派理论阵地《中国新报》创刊号上，他明确指出五族共和理论（按，此时虽无五族共和之概念，但杨所批判之内容实际上正是符合于五族共和说的实质，即五族分立而平等）将导致的后果：
“共和国民于宪法上有人人平等之权利。今满、蒙、回、藏之人，方言民族主义，国家观念最为浅薄，欲其与汉人并立，五族平等，共选举议员，共选举大统领，此其事他日或能行之，而今时必不能也。今既不能，则汉人组织共和国家，满人无复有土地之可守，必以反抗而尽败灭，蒙古之人，则必以民族主义而各离立。”[40]
杨度此说，纯就学理而论也谈不上多么原创或精妙（袭于且逊于梁启超），试与梁启超更为早出的主张比较：
“逐满不逐满乎？实问题之主点也。自今以往，中国而亡则已，中国而不亡，则此后所对于世界者，势不得不取帝国政略。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三分有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跖于五大陆之上。”[41]
可见与梁启超相比，杨度学理上创见无多，只是较梁少举一苗族而已。杨度的杰出之处在于其对当时中国政局的把握，因此其主张更能因应时势之变化，就像今人所谓的深具“战略眼光”的“战略家”；而梁启超学理精深，目光高远，其持论更理想化，更接近今人所谓“战略学家”。
在《金铁主义》中，杨度明确反对单一民族独立建国（按，查杨氏文意，他所谓的民族指的是族群，而非国族），并首倡“五族立国论”，将梁启超首创的中华民族概念从学理上的民族理论上升为政治上的国族理论，并强调了国际法上的国家承认问题：
“汉人扑满之后，欲本民族主义，独建立国家以自存于世界，斯亦必为势所不能。何也？以今日之中国国家论之，其土地乃合二十一行省、蒙古、回部、西藏而为其土地，其人民乃合汉、满、蒙、回、藏五族而为其人民，不仅于国内之事实为然，即国际之事实亦然。”[42]
其中“合汉、满、蒙、回、藏五族而为其人民”之语，与《逊位诏书》中“合满、汉、蒙、回、藏五族为一大中华民国”，从实质主张到行文表述已经极为相近。就文本而论，可以推论张謇之作《逊位诏书》，在与边疆民族区域地区至为相关的民族政策方面受到了杨度之说的影响。若需将此推论证实，就得进一步从文本之外的人物交游、派系立场等角度进行考察。
武昌起义爆发后，赵凤昌通过电报局第一时间获知首义胜利的消息，当天即邀约在沪上的工商巨子、社会名流来他的私邸惜阴堂彻夜商谈，预判形势发展。[43]1911年11月26日孙中山到达上海的次日，又曾与张謇会面[44]商议。在张謇与上述各派重要人物的交流中，显然不可能不论及民族问题，并受各方影响而争取在各方之间达成共识。以下摘引张謇议和之时部分电稿函件中涉及民族关系与边疆少数民族之片断，由此可见其民族思想及其所构想之未来国家结构。
1911年11月，革命军进攻南京，张謇致函南京守将江宁将军铁良：“……实为满望，为将军计，抛一身为沟渎小忠之事，毋宁纳全族于共和主义之中……为满人多留一爱根，而使之易世而滋大。”[45]数日后，张謇致电袁世凯内阁辞宣慰使与农工商大臣之任命又表达了这一思想：“与其殄生灵于兵镝交争之惨，毋宁纳民族于共和主义之中，必如是乃稍为皇室留百世祠祀之爱根，乃不为人民遗二次革命之种子，如幡然降谕，许认共和……”[46]思路、措辞与前一封信大致相同，此后，张謇又进一步致电内阁劝清帝逊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