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索谓国土过大则种养殖支配力有鞭长莫及之虞。老子谓治大国若烹小鲜，此中国国土过大，宜于共和分治之说也……民主共和最宜于国土寥廓、种族不一、风俗各殊之民族……今为满计，为汉计，为蒙藏回计，无不以归纳共和为福利……宜以此时顺天人之规，谢帝王之位，俯从群愿，许认共和。昔日尧禅舜，舜禅让禹，个人相与揖让，千古以为美谈。今推逊大位，公之国民，为中国开万亿年进化之新基，为祖宗留二百载不刊之遗爱，关系之巨，荣誉之美，比诸尧舜，抑又过之，列祖在天之灵，必当歆许……”[47]
此电将各族列举，并提出将之提出“归纳共和”，又将“纳于共和”理论与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中的“禅让”之制结合起来。依《政闻录》所列各电稿函件的时间顺序，下一份电报即《逊位诏书》了。由上可见数封电函，无论从理论思路，还是文辞笔法上看，都出自张謇手笔，只是其论证退位的理论逐渐复杂完备。与“合满蒙回汉为一大中华民国”的表述，是前后相承的。这一思路系惜阴堂各方讨论而得，故惜阴堂参与讨论的各方人物，对张謇及《逊位诏书》之意见或多或少达成了部分共识。
孙中山在1912年1月1日发布的《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主张：
“合汉、满、蒙、回、藏诸地方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族，是曰民族之统一。”[48]
其措辞表述，与张謇《逊位诏书》相当近似，强调的也是合族为一的融合论，而非五族分立的共和理论。是否孙之宣言亦受到张謇思路的影响呢？尽管从时间上看，《逊位诏书》发布已经是《宣言书》之后二月余，不可能后出之作影响前出之作。但是，前引张謇措辞相近的各项函电，则多成文在《宣言书》之前，彼时张謇融合国族的思路已经大致形成。发表《宣言书》时，孙中山到上海不过五日，对国内各项事宜尚不熟悉，即曾与张謇商谈，孙宣布就职之日，张謇亦亲至南京出席，二人沟通机会甚多，尽管《宣言书》作者无可考，但孙中山大致受到了张謇思想的影响，则应属合理推测。孙中山自己固然有其坚定的民族政策的信念及规划，但在反对各族分立之点上，却与张謇观点相同，在众人多主五族平等并立共和的情况下，对五族共和理论不感冒的孙中山受到由杨度至张謇所形成的“纳五族于共和”之观念影响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宣言书》固然重要，但却不是宪法性文件，只是向全国南北及国际友邦传达了南方临时政府的政治立场。逊位一月后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则正式采纳了《宣言书》的立场，制定了“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的不承认分立、而主张融合国族的规定。“纳五族于共和”的设想遂经《逊位诏书》及《临时约法》而成为民国法统对边疆民族区域牢不可破的基石。
四、皇统解纽：满洲族群主权的终结
赵刚在《重新发明中国》一文中曾对《逊位诏书》作出有力分析，特别指出：早在袁世凯之前，清廷即已致力于将“中国人（Chinese）”[49]融合成一个多元族群的政治实体，正因有这一漫长过程在先，《逊位诏书》方能将“无论是汉人还是非汉族群融为一体”，而将其忠诚对象从帝国转移，从而“一体忠诚于肇建之共和国”。[50]本文则采满汉同为一个中心的构成部分的视角，将重点置于南北议和中的满汉协商，签订政治契约，以及之后的守约与违约情况之分析。以下侧重对满、蒙二大族群的分析。由于新疆早于1884年已建省，在精神认同与国际法上意义深刻，[51]而且其主体族群回部原为准噶尔部属民，后又为清帝国之属民，从来不曾成为统治族群，因此其法统之归于民国，实际上可视为与内地省份并无二致。至于西藏，则因路途遥远，虽亦深受革命之影响，但未深度介入逊位之和议，格于篇幅所限，本文暂不深论。[52]
源于建州女真的满洲自始即是一个政治化的民族，“从1635年被定名的那个瞬间开始，‘满洲’就作为被高度政治化了的民族名称而出现。这个名称不单包含了文化上、血统上的因素，更超越了上述内容。”随着八旗制度的形成与扩张、完善，满洲人建立起以八旗为主导的“族群主权”。欧立德指出：“所谓族群主权，并不简单的是一个政治上构筑的概念，同时也是由文化和历史的要素，以及血统的正统性而形成的，如果抛开了这些，一切就都无从谈起。”[53]
孔复礼（Philip A. Kuhn）认为在乾隆时代，清帝国就表现出双模结构，并通过其花言巧语的装饰来实现两者间的切换，所谓双模，即世界帝国模式（cosmopolitan mode）以及族群国家模式（ethnic mode）。[54]欧立德则指出问题的核心在于清廷要采取怎样的手段才能成为统治这个普世帝国的合法朝廷。在欧立德看来，清廷试图通过建构出一种特殊的合法性权威，即“族群主权（ethnic sovereignty）”，来实现这一目的。他认为，尽管早期的满洲皇帝展示出各种各样的姿态，每种都有着同样的“真实性”，却代表着不同的权威来源，以及不同的帝国臣民。但归根结底，只有一个满洲皇帝，才能代表这些多元政权，汉人皇帝是无法实现这一点的。[55]实际上，正是满洲皇帝的皇统，成为将中国各族群联结在一起的纽带。皇统一旦解纽，则意味着满洲族群主权归于终结。而主权真空，就有可能为后起者所填补，重要的是，这一填补过程是以民国政府完全继承的方式完成，还是各族群分离自立的方式完成？革命者与主权者之间的博弈，成为决定历史发展脉络的关键。各种政治哲学的纷争主导着政治博弈的演进。
柯娇燕则将皇统形成之初与濒临解纽之时的状态进行了对比，在名著《半透明之镜》中专辟一节《革命与帝国》做出了详细分析。她认为皇统的概念，常常被用来论证其所继承的国家，而清帝国的“皇统”之属性的很多特征是在乾隆时期形成的，到了清末时，许多方面已经发生了变化，特别是经过后太平天国时代的满洲族群权力衰弱、汉臣兴起的变革，中央集权已经旁落，所以不得不公开标榜其“中国化”，即所谓“正统”，逐渐偏向于儒家化国家，而不是18世纪主张的乾隆式普遍论的普世帝国，这正为日后清廷以儒家化的禅让模式转移治权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无论是革命派还是立宪派，在辛亥革命爆发前都已经深刻认识到满洲统治者的皇统及其文化认同对中国政体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必须作出决断。由于君主制在中国内地绝大部分省份已失去民心，而共和派又不可能遽尔获得边疆民族的认同，危机于是产生。早在辛亥革命爆发前不到一月，和谈尚未全面展开之时，梁启超就表达了对未来国家分裂的忧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