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排除性规定的逻辑关系
（一）对《刑法》第389条立法意图的考察
从条文的整体结构看，《刑法》第389条第一款先是正面规定行贿罪的条件：在主观要件上要求具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在客观要件上要求具备“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从这一款只能引申出这样的结论：为谋取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不是行贿；或者是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没有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不是行贿。尽管后一种情况在刑法范畴中属于“废话”，但它在逻辑上是存在选择可能性的，是行贿罪犯罪构成逻辑周延性的必然结果。这里对行贿罪犯罪构成有意义的是：“为谋取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不是行贿”。根据刑法立法规范的表达形式，在出罪机制上，应当采用“明重以举轻”的原则。也就是说，如果“为谋取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不是行贿”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为谋取正当利益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就更不是行贿。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不是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行为人主观上不是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客观上不论结果如何，都不可能“获得不正当利益”。但是，“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并不等于行为人“没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意图。如前所述，第三款的“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是指没有实际谋取不正当利益。从我国刑法主客观相统一的犯罪构成理论看，只有“没有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主观意图”的，才能排除行为人行贿罪的主观罪过。
（二）《刑法》第389条第三款与第一款的冲突
《刑法》第389条第三款是在前两款基础上作出的一条排除性规定，它的结构是“被勒索给予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也就是“只有同时具备‘被勒索’和‘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中两个条件，行为人才能不被认为是行贿。”[10]它是对第389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反向补充。按照逻辑分析，在只具备其中一个条件，或者两个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的，是“行贿”。它表现为三种情况：（1）只具备第一个条件，不具备第二个条件，即因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获得了不正当利益的，是行贿。（2）不具备第一个条件，而具备第二个条件的，也是行贿。即不是被勒索（而是主动）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也是行贿。（3）既不具备第一个条件，也不具备第二个条件的，是行贿。即不是被勒索（而是主动）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获得了不正当利益的，是行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