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刑法修订过程中，1988年1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改稿）》与1979年《刑法》的规定大体相同，只是在刑期上做了调整。[12]而1996年10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337条第三款则规定：“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13]1996年12月20日作为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文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第334条作了相同的规定。[14]1997年2月17日作为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文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修改稿）第383条基本沿用了这样的思路，规定“因被勒索而实施前两款（即行贿罪与以行贿论的两款--引者注）行为，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15]1997年3月1日提交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第386条规定：“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16]
由此可见，立法在对行贿罪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同时，规定“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其实际上只是排除了一个客观结果，并没有排除主观要素。如前所述，如果要排除行贿罪（即认定为“不是行贿”），就应当对犯罪成立条件作全称否定，必须排除主观要素的成立。因此，正确的表达应该是“不是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也没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它解决了事先虽无“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也确有“被勒索”的情节，但实际上“获得了不正当利益”，应该构成行贿罪的疑问。[17]
综上所述，为了完整地体现刑法对行贿罪与受贿罪的对应关系，统一行贿罪内部的逻辑结构，应当对《刑法》第389条第三款作出修改，建议将其改为：“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不是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也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