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转型：婚姻自由的兴起与其所需的经济基础

　　包办婚姻是传统中国的一种基本的婚姻制度，一种事实上的法律。[7]在生产力不发达，信息交流困难的条件下，人们为了繁衍后代，获取更多的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包办婚姻有其历史合理性。[8]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观念，在近代中国开始兴起。它的兴起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交通通讯工具的改善，让人们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寿命得到延长，使得人们有更多的时间来发展身体与心智。[9]二是近代大都市的兴起，交通通讯工具的改善，为新的婚恋观念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交流平台与物质基础。工商业高度发展的城市，需要大量的从业人员，这些来自异乡的青年男女便有更多的机会互相认识、交往。包办婚姻对他们来说，成了一种束缚。[10]三是婚姻自由和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剥削和殖民，同时也给封闭的中央帝国带来了新思想、新学说。因此，婚姻自由又是与个性解放、强国强种、启蒙救亡等标签紧紧相连的。《伤逝》这部小说所反映的，就是这么一个时代的侧影。当时正值五四运动退潮后的1925年前后，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各自为政的状态。执政者对于思想领域的钳制相对宽松，各种新思想、新学说，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

　　小说中的涓生是个青年知识分子，从外地（多是从破败凋敝的农村）来到大城市北京。[11]他居无定所，暂时吃住在会馆里，在某个局子谋得一份抄写公文和信件差事。他的薪水应该还不算少，但是，涓生并不满意。他觉得“局里的生活，原如鸟贩子手里的禽鸟一般，仅有一点小米维系残生”。[12]由于他懂一点外文，便业余做一些翻译工作，以贴补生活。涓生和子君都关注新思想、新观念，经常在一起“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即易卜生—笔者），谈雪莱”。[13]子君是寄住在叔叔家里的。她受过一定的教育，能和涓生进行良好的交流、沟通。她接受过新思想的熏染，和许多现代知识女性一样，喜欢追求时尚，穿着“高底尖”的皮鞋。她与涓生的交往，遭到胞叔和父亲的反对。对此，子君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决绝与果断。她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14]然后，他们“同居”[15]了。涓生搬出了会馆，在吉兆胡同找了一处安身之地，子君当起了家庭主妇。相爱的人加上一处可供栖身之处，就成了家。

　　子君与家里闹翻，涓生也与朋友断绝了往来；二人世界，也算其乐融融。然而，好景不长，打击还是不期而至了：涓生被局里解聘，原因是雪花膏[16]（妓女绰号）是局长儿子的赌友，“谣言”传到局长大人耳中。以“道德卫士”自居的局长，愤然令涓生离职。而后，涓生求职无门，所译作品又屡遭搪塞，翻译这条路也没了着落。于是，他们的生活便日渐拮据了：小狗阿随被送至郊区，家里养的小油鸡也成了下饭菜。他们的日子，几至上顿不接下顿了。两个生活困顿的青年男女，未免日久生隙。起先还都沉默着，还有勉强的笑容；最后，子君终于被父亲接回而离开了涓生，不久便病逝了。他们的恋爱与婚姻也就此结束。

　　“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17]小说中，鲁迅如是说。涓生、子君两个人的家庭生活，最初完全可以由涓生一个人的收入来维持。因此，从现状看，二人是具备结婚的经济条件的。然而，潜在的经济风险是：由于家庭的维持全部要依靠涓生一个人，只要涓生的工作出点状况，他们的家庭就会陷入经济危机中。而问题就偏偏出在这个薄弱环节上，当涓生因为雪花膏的谣言而失去了工作时，他们的婚姻也已无力再维系下去。在很多故事中，我们都能看到这样的情节：当一个家庭陷入了经济危机的时候，女主人公会从嫁奁中拿出戒指或者配饰等陪嫁品，让男主人公送到当铺去换取一些生活费用，以渡过难关。由于涓生和子君的婚姻是不被家族祝福的，所以子君并没有嫁妆。从小说中，我们甚至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没有稳定的经济基础和生活来源，所谓的恋爱自由、婚姻自主，都是无所附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