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是经济问题吗？
恩格斯曾经说过：婚姻作为家庭的基础，作为男女性交关系的实现及限制的形式，作为人口生产的方式，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和交换关系即经济基础决定的。[18]在原始社会，身体强壮、雄性特征明显的雄性往往能占有更多的主导权。随着社会发展，这些初级的、外在的判断逐渐被家庭条件、权力、经济状况等替代。[19]到了近代，为保障社会的平等，大多数的国家，都实行一夫一妻的制度。鲁迅在《伤逝》这部小说里所关注的，不仅是自由婚姻问题，同时也关注着女性解放的问题。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就曾预言过：如果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20]经济问题在女性解放中显得尤为重要。因而，鲁迅又说：“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21]在这个意义上，“五四”以来所提倡的个性解放也好，自由平等也好，如果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就都是奢谈。
涓生、子君婚姻困境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初初看来，如上所述，是经济的因素。但仔细分析，仅仅经济因素还不足以解释他们真正的困境。涓生与子君是相爱的，并具备法律所要求的结婚条件，这是没有疑问的。自由恋爱，自主结婚，是当时有识之士的共识；一夫一妻，婚姻自由是受法律保护的，这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假如涓生与子君的经济状况足够好，可以自给自足，问题是不是就可以解决了呢？这需要从更深层次上来进行分析。
中国传统的包办婚姻，是在民间的基础上自发形成的，通过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达成的婚姻契约，具有法律效力。[22]婚姻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受家庭影响最大。从传统角度上看，涓生、子君的婚姻既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们的婚姻在传统的社会习俗与社会实践中是不受保护的，而且是与包办婚姻的传统背道而驰的，子君的行为在传统习俗中属于私奔行为。涓生与子君所遭遇的第一重障碍，是来自家庭的（当然，当子君抛弃了这一切之后，家庭就不再成为障碍）。其次，社会习惯与习俗，并不会因为某项法律的颁行而立刻失去效力。我们不能奢望良好的制度设计就能改变一切痼疾，社会习俗仍然还会按照其固定的轨道作惯性的运动，并且在某些时候显示出其偏执和顽强的一面来。
我们应该看到，新一代青年在婚姻自由问题上掌握着话语权，并以法律的形式使其得以合法化：1912年3月，由唐绍仪、蔡元培、宋教仁发起成立的社会改良会曾提出36条社会改良原则，其中就包括不狎妓、不置婢妾、提倡废止早婚、提倡自由结婚、承认离婚之自由、承认再婚之自由等。[23]五四运动前后，关于妇女解放与婚姻家庭制度改革的探索，更是进入到一个高潮。鲁迅、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当时大部分新知识分子，都参与到了这一浪潮之中。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以自己的行动，冲破封建婚俗的束缚，去追求个人幸福和社会进步。立法的进程虽然滞后于社会舆情和社会思潮的发展，然而，也还是在不断地发展着的：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就规定了，要根据结婚、离婚自由的原则，制定婚姻法；反对多妻制和童养媳。[24] 1931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民法亲属编施行法》规定，应由男女当事人自行订定婚约。实际上，这是一部既有相当程度的改良，同时又包含有封建残余的法律。[25]由此，从思想领域到法律领域，婚姻自主终于得到了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