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周光权，现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山东大学刑事司法与刑事政策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刑法学、
刑法思想体系等。
【注释】刘艳红：“客观归责理论：质疑与反思”，《中外法学》2011年第6期。
（日）野村稔：《
刑法总论》，全理其等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页125 。
例如，山口厚教授就认为：在日本，“相当因果关系说之所以成了通说，是因为，即便是肯定了实行行为与构成要件结果之间的事实关系，但就连经历了极其异常的经过而产生了结果的场合也肯定因果关系，由于引起了该结果而肯定犯罪的成立，可以认为这是不妥当的……因此，在相当因果关系说来说，就要求实行行为与构成要件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要有相当性，通过这种相当性来对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因果关系加以限定”。（日）山口厚：《
刑法总论》（第2版），付立庆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页56。
参见周光权：“结果回避义务研究—兼论过失犯的客观归责问题”，《中外法学》2010年第6期。
参见周光权：“
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和客观归责论”，《江海学刊》2005年第3期。
只是对于少部分较为罕见的案件，两种观点的处理结果可能不同。对此，请参见林东茂：“客观归责理论”，《北方法学》2009年第5期。
理论上通常将相当性说作为“相当因果关系理论”。但是，如果认为相当性说不是关于因果关系的理论，而是关于归责的理论，“相当因果关系理论”或者“相当因果关系说”的提法，或许是不准确的。考虑到“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已然是约定俗成的说法，本文对“相当性说”、“相当因果关系说”这两个提法混用，但所指涉的对象都相同。
对于客观归责理论在方法论上的意义，我国学者已经作过初步研究，对此请参见车浩：“假定因果关系、结果避免可能性与客观归责”，《法学研究》2009年第5期。
刘艳红，见前注。
（法）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三联书店2000年版，页328。
（英）安东尼·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郭忠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页134。
必须要承认，条件说在整个因果关系和归责判断过程中，其意义都是极其有限的。
（意）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注评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118。
（日）大谷实：《
刑法总论》（新版第2版），黎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页194 。
参见（美）弗莱彻：《
刑法的基本概念》，蔡爱惠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37。
另外一类是被害人体质特殊的情形。
但是，这样的讨论明显太粗疏了。因为即便介入他人的故意行为，也并不一律否定结果责任，也不能否定相当性，例如，A教唆B杀人，B故意开枪杀死C的，虽然介入了B的杀害行为，A也要对C的死亡负责。
对此更为详尽的分析，请参见（日）前田雅英：《
刑法总论讲义》，第4版，东京大学出版会2006年版，页185。必须指出，前田雅英教授的分析，是借助于客观归责理论为相当因果关系的判断建立类型化的规则。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方面，相当因果关系理论不明确，迫切需要下位规则；另一方面，前田雅英教授所提出的判断规则，是在“结果的客观归责”的名目下讨论的，已经是一种典型的客观归责理论，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相当因果关系理论。
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4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页177。
许玉秀：《当代
刑法思潮》，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页429。
车浩，见前注。
（德）约翰内斯·韦塞尔斯：《德国刑法总论》，李昌坷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页396。
参见（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页247以下。
参见陈兴良：“从归因到归责—客观归责理论研究”，《法学研究》2006年第2期。
刘艳红，见前注。
行为是否制造法所禁止的风险这一判断规则，所针对的是极其罕见的（教学）案例，所以，这一规则在理论体系建构上的意义远远大于其司法指导意义。
许泽天：《刑总要论》，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09年版，页99。
参见（日）山中敬一：《
刑法总论Ⅰ》，成文堂1999年版，页267。
参见（日）西田典之：《日本
刑法总论》，刘明祥、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页85 。
参见（日）井田良：《
刑法总论の理论构造》，成文堂2005年版，页63。
（日）山口厚：《
刑法总论》，付立庆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页59。
张明楷，见前注，页184。
陈子平：《
刑法总论》，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页172。
许玉秀，见前注，页457。
林钰雄：《新
刑法总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页122。
（德）schunemann《关于客观归责》，陈志辉译，载许玉秀、陈志辉合编：《不移不惑献身法与正义—schunemann教授刑事法论文选辑》，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页551。
参见于改之、吴玉萍：“
刑法中的客观归责理论”，《法律科学》2007年第3期。
（意）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注评版），陈忠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118。
井田良，见前注，页61。
山口厚，见前注，页58。
山中敬一，见前注，页238；以及西田典之，见前注,页81。
更为详尽的分析，请参见（德）海因里希·耶塞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总论），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页350以下。
schunemann，见前注，页551。
周光权：《
刑法总论》（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页106。
参见林阳一：《
刑法における因果关系论》，成文堂2000年版，页206。
参见山中敬一：《
刑法总论》（第2版），成文堂2008年版，页278。
这也可能是在德国对客观归责理论的研究很深入，但在系统学习德国的日本却应者寥寥的深层原因。
克劳斯·罗克辛，见前注，页213。
刘艳红，见前注。
张明楷，见前注，页179；类似的观点，请参见（日）曾根威彦：《
刑法总论》（第4版），弘文堂2008年版，页79。
吴玉梅：《德国刑法中的客观归责研究》，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页122。
陈兴良，见前注 。
西田典之，见前注，页85 。
山口厚，见前注，页55。
参见冯亚东、李侠：“从客观归因到主观归责”，《法学研究》2010年第4期。
车浩，见前注。
陈兴良，见前注。
克劳斯·罗克辛，见前注，页715。
克劳斯·罗克辛，见前注，页246。
刘艳红，见前注。
周光权：“结果回避义务研究”，《中外法学》2010年第6期。
参见吕英杰：“监督过失的客观归责”，《清华法学》2008年第4期。
许玉秀，见前注，页458。
刘艳红，见前注。
林东茂，见前注。
林钰雄，见前注，页136。
即便存在相当因果关系，但也不能进行客观归责的情形实际上不在少数。
对此更为详尽的分析，请参见陈兴良：《教义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页287。
山中敬一：《
刑法における客观的归属の理论》，成文堂1997年版，页781。
（日）大塚仁：《
刑法概说（总论）》（第3版），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165。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客观归责理论处于通说地位的德国，其对审判实践的影响有限这一现象。
前田雅英，见前注，页179。
林钰雄：《
刑法与刑诉法之交错适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页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