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其他的政党规范形式如社会规范、政党内部规范相比，政党法律规范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 1 ）权威性。 政党法律规范的权威性与法律的强制性密切相关。 有学者指出，“作为人类社会的行为规范，任何国家的法律都是人与人之间实现交往、确定关系及秩序的最重要途径。 ”[8]（ P2 ）在现代民主国家，政党法律规范是维护政党政治秩序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具有其他规范无可比拟的权威性；凡在法律所涉、法力所及的范围内，政党法律规范对所有政党具有普遍的强制性的约束力，所有政党都必须严格遵守；一旦政党违法，将会受到国家的惩罚、禁止、解散，甚至贬为“非法政党”。 在当代，“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已成为民主国家各大政党的政治共识。 （ 2 ）导向性。 法律规范的导向性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政党法律规范对政党内部规范具有导向作用，政党内部规范不得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二是政党法律规范为政党活动划定了一条底线，任何政党的活动与行为都不能超越这个底线； 在这种意义上说，法律规范不是“至上”的，而是“至下”的。 三是政党法律规范既不具体指导政党外部活动，也不具体指导党内活动，“而是把活动解释为属于或者不属于某一秩序；而且，当规范被认可时，秩序就稳定了，办法是把种种偏离性活动贬低为边缘性的东西”。[8]（ P46 ）在这种意义上说，政党法律规范不能取代政党内部治理。 （ 3 ）政治性。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将法律划分为四种类型，即政治法、民法、刑法、风尚或风俗。[9]（ P72 ）按此划分，政党法律规范应该属于政治法，具有强烈的政治性，是统治阶级意志或公共意志的反映。 而且，对政党而言，“政治行动并不仅仅是在规则框架之内所进行的搏弈，它常常也意味着围绕规则本身所进行的搏弈。 规则的修改或重新解释是至关重要的。 ”[10]（ P74 ）政党可以操纵议会、修改有关法律。（ 4 ）应然性。 政党法律规范所要求的政党政治秩序具有一定理想性，体现了统治者或执政者的意志，与实然的政党政治秩序有一定的差别；在当代政党政治实践中，许多政党活动按照“潜规则”或政治惯例来运作的，政党政治的许多领域法律难及。 然而， 当代民主政治发展要求政党政治减少潜规则、增加显规则，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值得注意的是， 政党法律规范的上述特点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具有内在联系。
二 、政党法律规范的基本形式
政党法律规范并不是同政党与生俱来的，而是政党政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是一种不断丰富、发展的政治现象。 从历史上看，在二战以前，政党被视为一般性结社组织，各国法律基本上是消极地承认政党， 如 1919 年的魏玛宪法规定：“官吏为全国之公仆， 非一党一派之佣役。 ”[11]（ P814 ） 1939 年美国的《哈奇法》禁止公共机关、公务员等对政党进行政治捐款。 尽管在二战以前， 也有个别限制政党的专门法令， 如德国 1878 年颁布的《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被称为最早针对某一政党的专项立法。 但总的说来，“就整个政党制度而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全世界除了选举法中有关政党参选的规定，以及针对特定政党的禁止或限定性规定之外，都还没有对政党进行一般规范的综合性的法律制度。”[12]（ P61 ）二战以后，由于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功能越来越强大，基于“防御性民主”理念，西方各国开始在宪法或其他法律上积极地规范政党，“政党入宪”成为战后世界政党政治的一个重要现象；而且，“政党入宪”为一些国家后来制定《政党法》奠定了法理基础与政治基础，《政党法》也成为战后世界政党政治的一个新现象。 从世界有关国家政党法律规范的情况，概括说来，政党法律规范主要有四种形式（或形态），即宪法规范、《政党法》规范、选举法等相关法律规范、专项政党立法四种形式。 但在不同的国家情况不同，有的国家只有采取其中的一种形式，如英国只是在选举法等相关法律中对政党有所规范，美国则采取后两种形式，德国则四种形式全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