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暴力抗法的对抗性强，抗法者态度强硬，反复抗法的现象时有发生。25例案件中被执行人数次抗法，占案例总数的6.68%，如案例209（湖南法警赴唐山执行，被执行人共7暴力抗法）。暴力抗法的破坏性极大，后果严重，司法权威遭受了重大的损害。例如，2001年全国法院800余名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被殴打致伤，多名法官被杀害；[16]浙江2001年1 -8月中34名干警被打，4辆警车被砸。[18]（P242）案例229中合阳法院女庭长被打断7根肋骨，案例20中衡南法院执行庭副庭长被抗法者从8米高楼抛下致残。

　　概言之，暴力抗法的激烈程度与司法的权威程度成反比，冲突激烈的暴力抗法频繁发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司法能力的不足。

　　6.暴力抗法具有突发性和一定的预谋性

　　暴力抗法发生往往较为突然，冲突升级迅速。抗法行为从暴力威胁到实施暴力，从轻微暴力行为如谩骂、威胁、拉扯发展到暴力攻击的时间很短。执行过程中每一环节，法院采取的每一强制措施，在利益丧失、挑唆煽动、执法者言行失当等种种因素的刺激下，都可能迅速引起激烈对抗。而一旦抗法群体形成规模，局面就难以控制。例如案例179，五名执行人员到辛集执行辛集市政工程公司水泥欠款案，被执行方法律顾问等前来阻挠，银行内外陆续聚集百余人，四辆车围堵执行警车，有人叫嚣“砸车”、“打他”、“把钱划回来”。为保护扣划凭证的安全，一名身着便衣的执行人员携凭证趁乱撤离。傍晚，又有六辆中巴车开来将警车围住。至次日凌晨，在有关方面协调下，围攻人员才散去，执行人员被困16小时。

　　当然，也有不少暴力抗法事件是预谋的结果。样本案例中约有56起由抗法者主动发起，法院难以防范。例如案例81，衡东法院协助永福法院执行衡阳美仑颜料化工有限公司的财产，该公司组织60多名职工暴力抗拒执行，8名首要分子被司法拘留后，该公司又聚众冲击法院和公安机关。从样本材料来看，暴力抗法有从突发性向预谋性、组织性发展的趋势。其他方面的资料也提供了佐证，如浙江省台州市2000年1-8月发生的8起暴力抗法均有事先预谋。[31]但如同正文讨论群体性问题所指出，就目前而言，法院执行中暴力抗法的组织化程度有限。

　　7.暴力抗法的地域分布广泛

　　暴力抗法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本文收集的样本案例涵盖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案例中没有贵州、青海等地的事件并不意味着这些地方没有发生过，而是因为媒体的曝光度不足。（注：例如，2002年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载明：“对一些地方令人忧虑的执法环境，屡屡发生的暴力抗法事件，应对的办法不多……”，只是未能搜集到足以成为本文“样本案例”的详细的暴力抗法事件。参见张林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http://www. gzgov. gov. cn/pages/zfgg/showzfgg. asp? id＝885,2003年1月15日。）从样本案例来看，暴力抗法事件最多的地区依次为江苏、广东、河南、云南、山东、湖南，案例较少的省份为吉林、内蒙、黑龙江、宁夏、甘肃。司法权威在不同地域均面临挑战的情况引人注目，说明了司法能力的普遍不足。

　　在一般观念中，经济发达地区法院的司法能力更强，因为法院通常能获得更为充分的地方财政支持，执法装备更为充足，同时法官专业素质更高，司法行为更规范，‘民众的法律意识更强。但经验材料表明，江苏、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出现的暴力抗法事件也比较严重。因而，不能简单地断言暴力抗法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相关性。暴力抗法频发的地区既可能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如河南、云南，也可能是经济发达地区。尽管经济发达地区法院的司法能力可能更强，但经济发展并未推动法治的同步发展。而且，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相比，执行案件的数量即潜在暴力抗法者的基数更大，案件涉及的利益冲突可能更重大、更激烈，暴力抗法者的力量可能更强大，新闻媒体的曝光可能更充分，因此，可收集的暴力抗法案例的数量未必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