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一般除十恶犯罪之外的犯罪，属于轻微刑事犯罪。以残忍、不道的手段肢解无罪一家三人的人命案，属于重大犯罪，而百姓间一般的杀伤案，一般视为轻微刑事案件。对轻微刑事案件的审理与判决，往往“据状断之”。前引“张举烧猪”例，就是典型的“据状断之”的人命案。类似的还有《疑狱集》中的“姚别食鸡”，也是采用“类比反推”法遵行“据状断之”的例子。
姑苏一人出商在外，其妻家畜鸡数只，以待其归。凡数年而返，一日杀而食之殆尽，抵夜死矣。邻家疑其有外奸，首之官。妇人不任拷掠，遂自诬服。太守姚公堂履任，阅其事而疑之。乃以情问妇人，以食鸡对。守亟觅老鸡数十，令当死囚遍食之，果杀二人。狱遂白。[11](P329)此案例与“张举烧猪”例不同在于，其一，被怀疑的对象因“不任拷掠”，被迫伏罪，承认杀人；其二，用“死囚”来“类比反推”取得状证；其三，太守姚公堂没有采取拷掠手段，而是“以情问之”。相同之处在于，其一，没有轻信“不承”与“诬服”的口供；其二，都对所取得的口供有怀疑；其三，都采取“类比反推”法验证口供的真伪。在张举和姚别的观念中，让犯罪者乃至众者心服口服的审案方式不是拷掠，使案情真相大白的不是所取得的供辞，而是经由“验证”取得的“状”证。
当然，这需要司法官吏必须有“尽情察狱”的态度和情怀，能以经验和智慧对案情进行透彻的洞察，发现破绽并提出合理的怀疑，是一种“明谨用刑”的审判关怀。虽然以即将处死的囚犯做实验是不足取的，但在那个刑讯逼供合法化的历史境遇下，司法官吏能够以人的生命为核心，千方百计地取得“状”的证据，以洗雪冤情、取得案件的事实真相，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
除了“类比反推”试验的方式“据状断之”外，更为普遍的方式，是搜集作案工具，取得确切的“状证”，惩办真凶，洗雪冤情。《疑狱集》载“刘集屠刀”一例，就是搜集状证“刀”审清一起“不招”的一般杀人案的。唐刘祟龟镇南海时，发生一起杀人案。有富商子负贩泊船于江，见一美人艳态妖容，便约定黄昏约会。此子未及赴约时，有一盗者径人行窃，姬以为是富商子即趋而就之。盗以为有人擒拿自己，用刀刺杀了女子，遗刀而逃，商家之子到时，践血滑地而倒，连夜逃跑行百里余。其家人迹其血至江岸，遂状讼于主者。“官差人追及，械于圆室，掠拷备至，具实吐之，唯不招杀人。其家以刀纳于府主，乃屠刀也。”府主乃下令日：“某日大设会，合境疱丁，俱集于球场，以俟宰杀。”既集，乃传令曰：“今日已晚，可翌日而至。”乃各留刀于厨而去。府主乃命取人诸刀，以杀人之刀换下一口。来日各令诣衙取刀，诸人皆认本刀而去，唯有一屠最在后，不肯持刀去。府主乃诘之，对口：“此非某刀。”又诘之：“此何人刀邪？”曰：“此某人之刀也。”乃问其所居处，命擒，则窜矣。于是，刘崇龟采取“钩谲”法，“以他囚合处死者，以代商人之子，侵夜毙之”，以麻痹真凶，当真凶“果归家”时，即擒之，具首杀人之罪，遂置于法。[11](P260)
《折狱龟鉴》所载“钱冶”也是依“状”证审清“纵火”案情的例子。
钱冶屯田为潮州海阳今时，郡之大姓某氏火，迹其来自某家，吏捕讯之，某家号冤不服。太守刁湛曰：“狱非钱令不可。”冶问大姓，得火所发床足，验之，疑里仇家物，因率吏入仇家取床折足合之，是。仇家即服曰：“火自我出。故遗其迹某家者，欲自免也。”某家乃获释。[12] (P375)
仇家故意遗留火迹到某家，图谋嫁祸于人泄私愤，不料，即使“讯之”，某家也“不服”，司法官吏钱冶以状证“床足”，弄清了火是仇家所放，仇家“服判”。
上述所举案例，在当时又都是疑难案件，对于“疑狱”往往适用“据状断之”规则。
如《棠阴比事原编》中所记载的“孙亮辨蜜”、“宗裔抽卷”和《疑狱集》中“彦超验吐”等都是“据状断之”的例子。吴孙亮因食梅，使黄门锁蜜。黄门素怨藏吏，乃以鼠屎投其中，启言藏吏不谨。亮即呼吏，吏以蜜瓶入，亮曰：“既盖而复油纸覆之，无缘有此，黄门非有求于尔乎？”吏叩头曰：“彼尝求贷而臣不与。”亮曰：“决为此也。”乃令破鼠屎，亮笑曰：“若鼠屎先在其中，当中外具湿，今内燥，乃枉耳。”于是黄门伏罪。[13] (P613)
又有献新樱，彦超令主者收之。俄而，为给役人盗食之，主者白于彦超。彦超呼给役人伪安慰之曰：“汝等岂敢盗吾所食之物？盖主者诬执耳，勿怀忧惧。可各赐以酒。”彦超潜令左右人黎芦散，既饮之，立皆呕吐，则新樱祧在焉。于是伏罪。[11] (P261)
司法官吏在行使国家司法权时，必须讲求“理”，要“尽心”、“以情”，还必须“以物”、“以状”，才能使人心服口服。宋代法律规定，杀人案件必须找到尸体，官府才可以受理，否则要作疑案处理。景祐年间，有捕鱼者二人在海上失踪，其母诉至官府，认为是仇家所杀。县吏很为难，因为“海有风波，岂知其不水死乎？虽果为仇所杀，若尸不得，则于法不可理。”这样没有确切的赃状物证，官府不受理或不轻易结案的例子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