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状”定罪规则本质上强调“状服”，进而能实现“心服”。这是因为：
第一，物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物证以其特有的客观性，发挥着超越人的主观意识的证明作用。人实施犯罪行为，或多或少会留下痕迹，痕迹在司法官的眼里就是证明犯罪行为的物证。侵犯人身类的犯罪，犯罪者会留下实施犯罪行为的工具，即“赃”证；会留下脚印、血迹、血衣，以及被害人身体上的伤痕、尸体，即“状”证；侵犯财产类的犯罪，犯罪者所获得的不义之财是“赃”证，犯罪者留下的痕迹、笔迹成为“状”证。危害封建统治和社会秩序的严重犯罪，犯罪者也常会留下书信、伪契、伪税凭等“状”证。“赃”、“状”证据一旦被司法官吏勘验、比对属实，便可验证口供的真伪，成为定案铁证。
第二，是“讯问”口供局限性的体现。“合法”的刑讯逼供，尚会造成诬服，何况是“法外用刑”。纵使“器械拷讯”、“百般苦楚”，仍有“不招”、“不承”的情形。对犯罪者“口服”的追求，导致刑讯逼供，刑讯逼供又是屡供屡翻案件多有发生的原因。正因为刑讯会使当事人“不胜楚掠”而被迫承认犯罪，含冤之人便“不服”、“不招”，屡次上诉，甚至有些案件申诉达几十年之久，形成疑难案件。刑讯逼供的弊端自不待言。
即使赃、状成为“铁证”，由于对“口服”的绝对追求，司法实践中，也不能缺省当事人“服判”的环节。因此，在中国古代，“据状断之”规则是“据供定罪”首要规则的补充规则。
四、结语
从历代律典限制刑讯的对象、刑具的尺寸、用刑部位、刑讯的度与数总，从追究司法官吏违反拷讯条件、拷囚过三度、“杖外以他法拷掠”、不合拷讯而故拷讯、枉拷讯、“疮病囚不待差”而拷的责任来看，刑讯具有制度上的合法性。但这种合法性历来遭到质疑，“棰楚之下何求不得”，“箠楚之下，何难自诬？”使得严明的司法官吏采取“以情”、“察色”、“辨辞”等方式“释冤”，显得弥足珍贵。但这依赖于司法官吏的个人严明程度，还是没有从制度上解决此问题，于是“据状断之”证据规则就有了制度上的优势。权力本位导致对人权的忽视，对人的人身、人格的践踏，是为了实现权力所要实现的目的。权利本位、保护人权是法治文明的体现，因此，当法治文明的触角触及到证据制度领域时，人便从惩罚对象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人不再是实现权力目的的手段，而是权利的主体。清末刑律改革，沿用二千多年的刑讯制度终于从制度上被废止，刑讯被视为非法。《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第十七条规定：“凡审讯一切案件，概不准用杖责、掌责及他项刑具，或语言威吓，或逼令原告、被告及各证人偏袒供证，致令淆乱事实。”南京临时政府1912年3月发布的《大总统令内务部、司法部两部通饬所属禁止刑讯文》和《司法部咨各省都督禁止刑讯文》规定：“不论行政、司法官署，及何种案件，一概不准刑讯。鞠狱当视证据之充实与否，不当偏重口供。其从前不法刑具，悉令焚毁。”[16](P293)由此“重物证轻口供”的理念沿用至今，证据制度上也确立了物证优于口供的规则。这一转变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制度和文化的变迁并非相伴而行。制度可以以变法、革命的形式瞬间废除，而文化不能割断，传统法律文化也是如此。要想彻底避免像杜培武、聂树彬、赵作海这样的冤案发生，必须在司法实践上切实根除凭物证取口供使其“伏罪”的做法，这也是历史提供给我们的深刻教训。
【作者简介】
祖伟，辽宁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蒋景坤，吉林省工会干校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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