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特定前提之三：虽问不承或徒伴未见获
对于司法官吏来说，是案件审理的法定必经程序，此处的“问”指“诘问”或“讯问”，“不承”即不招认、不伏罪，“虽问不承”指即使拷掠也不招供。“问”而“不承”之“问”的次数，律典没有明确规定，完全由司法官吏自行掌握。“廷鞠数四”之“数四”当为多次之意，亦即经过多次讯问，当事人仍不承认其犯罪事实，在没有取得犯罪者“伏罪”口供时，即考虑适用“据状断之”规则。这是针对一人犯罪的情形而言的。
对于共同犯罪，唐之后皆区分首从。对首犯从犯的认定，也是先履行“诘问”程序，如果共同犯罪之人未全部抓获，即“徒伴未见获”，已抓获之人又“拷问不承”，无法确定首从时，为了提高办案效率，避免案件长久悬而未决，则允许司法官吏考虑适用“据状断之”规则。
二、“据状断之”规则的具体适用
（一）“据状断之”规则的相对独立性
在“据状断之”证据规则独立适用之前，赃证、状证一直成为验证口供真伪的步骤之一，从属于笞掠口供定罪规则。它是作为对口供真伪的验证程序予以适用的。如《张家山汉简》所载《奏谳书》中专门有“问”的程序。汉代的“问”与“诘”是不同的司法程序。“诘”是从被告处取得“口供”，而“问”是对已经取得的口供进行验证。能够对口供真伪进行验证的还有“簿籍”、“赃”等，司法官吏不仅要实地考察、核对，还要对其所得的赃物进行计算。简文后的校注作了如此解释：“[问]法律程序，即对罪犯供词进行调查取证，看是否属实。急救篇：‘欺诬诘状还反复，坐生患害不足怜，辞穷情得具狱坚，籍受证验记问年。’颜师古注：‘薄籍证验’为‘簿籍所受，计其价值，并显证以定罪也’，‘记问年者，计为书记，抵其本属，问年齿也’。汉律规定，为了获取案件的真实情况，在罪犯被诘毋解的时候，还要对赃罪进行核对取证和计算，对罪犯的个人情况如年龄等须到其户籍所在地核对。‘问’又称‘验问’、‘诊问’。一般在讯拷三日后进行。汉书张汤传注引张晏曰：‘传考证验也，爰书自证，不如此言，反受其罪，讯拷三日，复问之，知与前辞同否也。’在此期间，允许罪犯更改辞状。‘证财物故不以实，臧五百以上；辞已定，满三日而不更言请者，以辞所出入，罪犯罪’。”[10](P15)“传”有信符、凭证之意，具有“证验”的功能；“爰书”是讯问的记录，是“本证”，爰书所述的供辞是否真实，由“传”来“证验”。如果所供为真，则认为事实已清楚，做出判决的证据充分；如果所供不实，而且官府通过验证其供述所损失的财产不实，且“财物故不以实”达到臧五百以上的，（注：“臧”，通赃，指侵犯官私财产所得财物。臧的多少是衡量侵犯财产罪程度的依据，汉代所列的臧的数额的不同是表明臧的等次。见刘海年、杨一凡总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第二册），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6页。）三日之后，还不如实供述，那么其结果就是“罪犯罪”。汉代较为“人性”化的给罪犯一个“悔过”期限，司法官吏已经以“簿籍”、“传”等对所供的供辞作了充分验证，并以爰书相比对，较为确切的掌握了犯罪者的各种证据。可见，在汉代就对口供的真假有所警醒，由于口供容易出现反复，所以，即使被告人承认罪行，司法官员也不能贸然下结论，必须根据口供再去搜集其他证据，两者完全符合，才能结案。
“据状断之”规则在唐代以后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唐、宋律所规定的“若赃状露验，理不可疑，虽不承引，据状断之”是“据状断之”规则的准确表述。由“虽不承引”来看，“据状断之”规则是“口供至上”规则的补充规则，具有相对独立性。
疏议曰：“若赃状露验”，谓计赃者见获真赃，杀人者检得实状，赃状明白，理不可疑，问虽不承，听据状科断。从“问虽不承”来看，“虽不承引”应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以情察词理，反覆参验”的“问”之后，“虽问不服”情形；二是事须讯问，除问刑官立案说明外，在取得其他长官联署，拷讯之“问”后，“虽不承引”情形。“问”包括一般的讯问和拷讯之后的讯问。经过司法官吏的调查取证，“真赃”、“实状”明白，审查判断没有任何疑问，即勘验核实的“赃”、“状”，能充分证明犯罪事实，便可以直接以“赃、状”证定罪量刑。
可见，唐宋时期，只要其他证据确实、充分，即使没有犯罪人口供也可以结案。前引《宋刑统·断罪引律令格式》规定：“犯罪事发，有赃状露验者，虽徒伴未见获者，先依状断之，自后从后追究。”对于共同犯罪，如果“徒伴”在逃，无法取得在逃者的口供，依据所抓获者的口供无法确定首犯从犯，如果“赃状露验”，足以证明犯罪事实成立，可以先行结案。立法者考虑到了“拷掠对象不全”时“据状断之”规则的适用，从另一角度反射出赃、状物证要比拷掠供辞更能避免冤枉。在“无供不结案”首要规则下，保留了对共同犯罪的在逃犯的事后追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