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贼死爰书”包括报案笔录、令史所做的检验笔录和令史的处理意见，其检验笔录占爰书的大部分。虽然《治狱程式》中的“贼死爰书”没有记载是否抓到杀人者，是否对杀人者定罪量刑，但从爱书制作的目的可以推知，这份检验爰书既可以成为司法官吏侦查破案的线索，又可以成为司法官吏对真凶定罪量刑的依据。
（二）特定前提之二：明白、不可疑
取得了赃证、状证，要辨别其真伪，即是否为“真”、为“实”，这是就各个独立的赃、状证据而言的。将所获得的各个真赃、实状，作为一个证据链锁来考察，就不一定全部为真为实，因为单个证据之间会存在差违矛盾的情形，即使是真赃、实状也不足以准确的定罪量刑，因此，还必须“明白”、“不可疑”。正如宋人余靖在判词中所写：“拷掠弗承，诚宜判遣，赃状或露，亦可稽详……若乃杀人者既彰实状，坐赃者己获见（现）资，且明白而可谅，结正而无枉，非物也，胡可比焉？”（余靖：《武溪集》卷十三）“明白而可谅”成为适用“据状断之”规则的前提之一，也成为古代诉讼的证明标准。唐以后确立了“事实明白”、“理无可疑”的证明标准。对事实的明白程度，司法官吏大都依据内心确信。当然，对同一案件不同的司法官吏由于刑律知识拥有量的多寡、经验阅历的丰富程度、逻辑推理能力、以及喜怒哀乐的个人性情爱好等差异，会导致“明白”程度上的差异；不同出身、不同知识背景的司法官吏依证据来验证事实、依人情和常理来验证证据的真伪，在某种程度上也存在着差异；对事实的认定、确信只要达到合情合理的程度，就认为是“事实明白”、“理无可疑”，可以做出判决结论。
司法活动的性质决定了司法官吏对个案必须做出判断性的结论，而结论的做出又受制于案件事实是否查明，证据是否充分。司法实践中受各种因素及司法官吏认识能力的制约，总会出现“事不明辨”的情形，这是司法活动的常态，但司法本身的要求不能使其停留在“事不明辨”的状态，必须使其事“明”，其方式是“立案同判，然后拷讯”，将其“事能辨明”的预期寄托在被拷问的对象上，拷问的前提是“事须讯问”的案件。对于有确切的“赃、状”等物证，司法官吏对此没有合理疑问，也认为是“事已辨明”，可以做出判决。这里始终将司法官吏作为案件事实的认识与判断主体，因此，查明案件事实的过程很大程度上是司法官吏认识与判断的过程。
《大明律·名例律》“犯罪事发在逃”条：“凡二人共犯罪，而有一人在逃，见获者称逃者为首，更无证佐，则决其从罪。后获逃者，称前人为首，鞠问是实，还依首论，通计前罪，以充后数。若犯罪事发而在逃者，众证明白，即同狱成，不须对问。”[7](P73)“辩明冤枉”条：“凡监察御史、按察司辩明冤枉，须要开具所枉事迹，实封奏闻，委官追问得实，……若事无冤枉，朦胧辩明者，杖一百，徒三年。”“有司决囚等第”条：“凡狱囚鞠问明白，追勘完备，徒、流以下，从各府、州、县决配。至死罪者，在内听监察御史、在外听提刑按察司审录无冤，依律议拟，转达刑部定议奏闻回报。”[7](P803-804)《大清律例》沿用明律规定，“法司凡遇一应称冤调问及各衙门奏送人犯，如有冤枉及情罪有要矜疑者，即与辩理，具奏发落，毋拘成案”；“凡在外审理案件，应照案内人犯籍贯，批委该管地方官审理明白，申详完结”，“如有情事未明，务须详细指驳。”[8](P1029)
从唐代至清代的一千多年中，一脉相承地沿用“明辨事实”、“理不可疑”、“事实无疑”、“鞠问明白”、“辩明冤枉”的证明标准。这是较为原则性的标准。司法实践中，司法官吏对于刑事案件的审理较为慎重，不仅要查明事件的发生经过，且要对各种证据的真伪进行判断，如依据证据之间的矛盾或不相符之处来以判断其真伪。一个案件的审理过程就是司法官吏对事实的真伪、证据真伪的判断过程，从审理、判断到下结论，始终围绕着“辩明冤枉”、“辩理”的证明标准进行，这一方式类似于“内心确信”的自由心证的证据采信方式。如《云间谳略》记载发生在明代的“一件借尸扛陷等事”，[9]（P467-468）这是一起上诉案件，此案原告人金哲诉被告瞿礼殴其兄金各致死，但被告瞿礼不服，上告到监院。杨监院经过审理、判断、推理，发现证据与事实多有不符，曾两次发回重审。最后监院作出了不同于县审的详批。可见，事实的明与不明，证据对所证明的事实存在着怎样的矛盾，是由司法官吏的内心确信来完成的。
有人认为，中国历代刑律没有规定明文的证明标准，实践中判官判案的随意性很大，因人而异，并把这种随意性称为“自由心证”，笔者认为这是对自由心证证据采信制度的误解。上述所举的案例表明，司法官吏审案并非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是受着一定的证明标准所制约。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古代要求司法官吏“明辨事实”、“理不可疑”、“辩理明白”的证明标准与当下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客观真实标准相比，更注重依各种证据发现案件真实发生过程的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