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希特（Fichte）也否定了紧急避险是权利行为。在他看来，法学理论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才能使不同的自由意志本身相互共存。显然，回答这一问题的前提是，在自由意志之间具有共存的可能性。当在紧急状况中，不同的自由意志之间相互冲突，根本不可能共同存在时，也就无法再确定二者间的权利。此时刑法不再起作用，法规范的规定也变得无关紧要。[11]因此，紧急避险人并没有权利牺牲他人生命保全自己；但是同时，避险行为也未与他人权利相冲突，故而亦非违法。简而言之，紧急避险使得行为人暂时“完全豁免于任何法律立法之外”。[12]也正是由于这一特性，紧急避险并不能由制定法，而是应当由道德法则加以规制，其并非法律意义上的权利。这就是所谓的“豁免理论”。[13]由于费希特以共存可能性与否作为判断标准，所以其理论也并不限于与生命权相冲突的场合，而是适用于为了保存生命而损害他人利益的一切情形。[14]
（二）相应的刑法学说及简析
我国刑法学界一些有关紧急避险的论述也或多或少地带有上述哲学思想的印记。譬如，我国部分学者主张，紧急避险不能成为合法化事由，但是，鉴于避险行为人自我保护的本能以及其在紧急状况下欠缺意志自由的事实，应当基于与行为人主观或者责任有关的原因（譬如不具有期待可能性）[15]免除其刑罚。这种见解实际上就源自康德哲学。另外一些学者则受到消极自由观的影响，出于保护无辜第三人法益的考虑否定紧急避险的合法性。例如其中部分学者主张阻却可罚的违法性说，认为紧急避险虽然不具有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也即不具有刑事违法性，但却毕竟对无辜第三者的合法权益造成了损害，并由此导致民法上的赔偿责任，至少具有民事违法性，因而不能被认定为权利行为或者合法行为。[16]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应当在特定情况下肯定紧急避险“既不是合法行为，也不是犯罪行为，而是一种放任行为”。[17]然而，在当今法学理论的视角之下，这些见解却都不妥当：
首先，通过期待可能性理论无法合理解释紧急避险的性质。虽然历史上亦有少数德国学者将不可期待性等同于欠缺违法性，[18]但是今天的刑法学说普遍认为，期待可能性--至少在故意的作为犯中--属于责任要素或者说“消极的罪责排除事由”。[19]期待可能性理论意在“针对行为人的人性弱点而给予法的救济”，因此必须要结合“行为人当时的身体、心理的条件以及附随情况”判断是否可以期待行为人实施合法行为。[20]然而，紧急避险却往往并不能被视为人性弱点的体现。譬如，当只是为了保护陌生人较大的财产利益而损害第三者价值轻微的财物时，就很难认为行为人心理上负担了巨大压力，以至于不能期待其实施合法行为。
其次，阻却可罚的违法性说同样不具有说服力。损害赔偿责任并不意味着民事违法性。虽然德国民法第904条规定了避险行为人的损害赔偿责任，但是现在德国学界和判例都毫无争议地认为该条意义上的紧急避险是合法行为。[21]而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29条的规定，紧急避险人甚至原则上不承担民事责任。即使在具体案件中可以认为，避险行为人应当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也只能将这种民事责任解释为公平责任，并不能据此否定紧急避险的合法性。[22]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1条则更是明文指出，紧急避险人最多只需要给予“适当补偿”，从而更加明确了避险行为人所负担的民事责任为公平责任这一结论。[23]这也与我国民法学界长期以来将紧急避险视作合法行为的见解相符。[24]
再次，放任行为说或者豁免理论也不是妥当的见解。从逻辑上来看，很难肯定存在着这样一种既不违法又非合法的放任行为。因为，与“不法（Unrecht）”不同，“违法性”没有程度上的差别，而只存在“有”或者“无”的区分。所以，“违法”与“不违法（合法）”之间也应当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不存在居中的第三种可能。[25]此外，着眼于法律的社会功能，也不宜认定紧急避险只是一种放任行为：即便认为在紧急避险中不同合法权益最终不能并存，但是，至少在避险行为实施之前，公民之间的合法权益事实上都同时存在并且相互冲突，这恰恰是需要法律做出明确的评判，从而为身处紧迫状况中的公民提供行为指导的关键时刻。[26]如果法律偏偏在这个时候缄口不言，则无疑意味着“立法者向紧急避险的难题投降”。[27]这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
最后，根据今天的刑法理论，笼统地否定紧急避险的合法性还会导致其他问题。例如，倘若否定紧急避险可能是合法行为，就意味着他人一律可以对避险行为人进行正当防卫。但是这种结果在很多情况下并不合适。此外，这种见解还会导致教唆或者帮助他人实施紧急避险的行为人构成（狭义）共犯，这种结论也同样难以令人满意。[28]
（三）小结
时至今日，康德哲学在解释免责的紧急避险时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9]但是，通过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一概否定无辜第三人的容忍义务、排除紧急避险合法性的见解并不妥当。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究竟在什么时候应当认定紧急避险构成合法行为？既然如康德所说，紧急状况本身不能使避险行为合法化，又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侵犯了他人合法权益的紧急避险能够成为违法阻却事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