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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生代农民工自救犯罪的特点及原因

  

  第一,受教育程度“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9年,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高出农民工总体水平7.6个百分点[3],接受过职业培训的比例,高出传统农民工14个百分点[4]。虽然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整体有待提高,但与传统农民工相比,已有很大的改善,市场竞争力更强一些。受家庭教育、经济条件等因素制约,与城市中大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同龄人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学历和文化水平上又存在着明显的劣势,就业竞争更弱一些。


  

  第二,成长经历和人格特征有很大不同。传统农民工饱受过饥荒,受传统观念影响深,吃得起苦,家庭责任意识强。而新生代农民工生长在社会转型期,成长条件优越,互联网的普及和媒体文化的急速发展,使他们的思想更加开放,个性更加张扬,易于接受新事物。正因为成长环境不同,他们比父辈少了些吃苦耐劳的精神和责任意识。但与城市同龄人相比,他们却更加懂得吃苦和生活,而在对事物的敏感性方面却又逊于城市同龄人。


  

  第三,进城打工的目的有所改变。传统农民工进城打工主要是挣钱,日后回家建房、资助子女读书成家、赡养父母,城市的繁华和便利,留不住他们对家乡的渴望。而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他们在考虑赚钱的同时,更多的是把进城作为寻求自我发展的主要目标,希望通过打拼能在城市永久定居,成为地地道道的城里人。调查结果也验证了这一点:新生代农民工以“出来赚钱”为主要目的的只占18.2%,而选择“出来锻炼自己”、“学一门技术”、“在家没意思”的人占到了71.4%,高出传统农民工27个百分点[5]。


  

  第四,城市认同感有所改观。传统农民工种田打粮以解决温饱,打工赚钱则是图奔小康,近似于候鸟式的打工方式和亦工亦农的经历造就他们只是城市的“过客”。而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一出校门就来到城里,也有一部分是跟随父母打工进城生活的,既无务农的愿望和经历,又无掌握耕作技能的热情和实践,他们期望通过在城市务工经商,创下自己的一片天地。城里的生活让他们感受到城乡间的巨大差距,城市文化的熏陶,又不断消解他们对家乡的情感认同和记忆。有研究报告为证:在传统农民工中,有89.7%的人表示将来一定回家乡,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则有55.9%的人准备将来在城里买房定居[6]。


  

  第五,生活方式差异明显。传统农民工进城打工时的年龄较大,大多已婚,物质生活上能省吃俭用,情感精神生活则采取忽略或无所谓的态度。而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年龄为23岁左右,初次务工不足18岁,正处于婚恋期、情感高依赖期,他们渴望在城里能赚钱与婚恋“双丰收”,其收入大多用于自己的吃穿住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拥有手机,通信费用占消费总量的比例很高。这从另一方面表明他们对情感精神生活的追求更加强烈。


  

  第六,职业期望值有明显变化。传统农民工进城务工的目的是挣钱,因而对职业期望值不高,认为只要能按时足额领到工资即可。而新生代农民工则不同,用他们自己的话说,那种工资不高、吃住不包、合同不签、保险不上、发展不大的单位,只有傻瓜才去。他们就业选择不仅看重硬件--工资,更看重软件--福利待遇、工厂环境、企业声望乃至发展机会等。他们的职业期望体现为对就业行业、就业岗位和单位正规程度的更高要求上,因而出现就业不稳定处于一种“漂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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