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吹帝制，这是他的理论的自然结果，还是“受人钱财替人消灾”？学者们有争议。[21]当时社会进步人士对古德诺的攻击也不绝于耳。章士钊撰文称，“惟感万金豢养之私为媚兹一人之举，不惜颠倒万世之是非，鼓簧天下之耳目”。1926年，古德诺在美国写《解析中国》一书，总结道，中国人学西方“更注重于西方哲学而非科学，结果是太相信哲学思想上的变革对于中国复兴的重要性”，称中国近代政治变革失败是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的“激进”。他建议，中国应学习西方科技以发展经济，不必抛弃儒家学说而接受西方哲学。
（三）哈佛法律教授庞德的中国之行
到1946年庞德（Roscoe Pound）受聘为民国政府司法行政部和教育部法律顾问的时候，中国的法律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庞德对1946年宪法的建议和意见，当代学者们讨论得少。但是，作为美国社会学法学的翘楚，他对中国法律传统转型的看法和对中国法律发展的建议，的确值得中国当下法律学者认真思考。
庞德认为，中国近代继受罗马法系传统“是明智选择”，“中国法典制定很好，民法及民事诉讼法足以跻于最优良的现代法典之林”。其中的理由是，罗马法是法律教师和大学之大学法，易于讲授和被其他地区接受；英国法则是律师所及学徒制下的法庭法，不易为他国模仿和采用。
秉承实用主义和社会学的法理学，庞德更注重法律的效果。他在中国的法律宣讲和建议，主要集中在呼吁司法制度的改革和法律人员的培训。他耐人寻味地说：“中国有很多才能卓越的法学家、官员、法官以及法律教授。我并不怀疑他们的能力，能使这一发展推进。所以我要说，相信你们自己。除了中国人民自己以外，没有人能够创造出一套中国法律的合适的制度”。[22]
如果把庞德的法律理论与他的中国法律实践活动联合起来考察，我们似乎可以发现庞德法律进步主义的立场。罗马法是世界性的法律，易于移植而抽象空洞，英美法是民族性的法律，难于把握但有利于实质和个案的正义。庞德研究过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法律史，洞见了规范法学的势微和社会法学的兴盛，了解普通法中内涵的法治精神。在中国法的问题上，他同样遵循了实用主义的务实立场：既然中国法律制度移植了罗马法，那么接下来的任务便是使法律有效地应用于中国社会。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加强法律的解释和提升法律职业者的水平，这也许是庞德关心中国司法行政和法律教育的原因所在。在法律解释环节，庞德说，一方面，司法解释要在罗马法大旗之下，充分运用中国司法传统背景以及已经接受的法律理念；另一方面，中国应该向英美法学习与借鉴法官的独立性和律师的法律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