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华法系的遗迹
法律是普遍的，还是民族的，中西学者争论了200多年。法律应该体现人类的本性，法律因此是普遍的，这是西方17至18世纪的看法，还是中国近代启蒙学者的看法；法律是主权者或统治阶级的意志，法律具有统一性和普遍性，这是西方19世纪上半叶分析法学的看法，还是我国目前法学的主流看法；法律是民族精神的体现，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法律制度，这是西方19世纪下半叶历史法学的看法，也是20世纪社会法学和人类学法学的看法，还是我国目前民族复兴学者们的看法。从实践上考察，中国自近代以来，西方法律制度移植到了中国，西学派和中体派都在坚持和扩展着自己的法律理念。客观地讲，中国法律中，西方现代的因素和中国传统的因素一直并立存在。即使在广泛采用西方法的今天，中国传统的力量依然强大。即使来自西方的法律制度覆盖了中国法的躯体，躯体内的血液和灵魂仍然是中国传统式的。
1914年和1946年，是中国近代法律史上重要的年份。1914年，袁世凯要改帝制，制定《中华民国约法》，1946年底，南京国民政府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1913年，袁世凯聘请美国行政法教授古德诺“襄办宪法编定事宜”。1946年，司法行政部和教育部聘请美国社会学法学家庞德为法律顾问，那年9月，蒋介石在庐山专门接见了庞德夫妇，事后指示司法部，希望庞德提供中国宪法草案意见。10月25日，宋美玲约庞德夫妇茶会。西方著名法律学者与中国法律实践有了历史的连接点。
（二）袁世凯的美国法律顾问古德诺
接受聘用的时候，古德诺（Frank Johnson Goodnow）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行政法教授，被“公认为宪法权威”。经梁启超“聘请东西法学大家数人为顾问，以收集思广益之效”的鼓动，1913年3至5月，古德诺来华就袁世凯“法律顾问”一职。聘用合同约定，期限为3年，年薪1万2千美金。起初，按照古德诺的设想，中国宪法的体制应该采用美国和法国宪法的混合形式。具体地，古德诺主张采用美国的总统制，以强化总统的地位，因为在他看来，“中国一向无议院传统，习惯于君主行政，一切行政归于中央”。当时，国民党的议会制派和袁世凯总统制派的争斗已经达到焦灼状态。1914年，他回到美国就任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在美国政治科学学会的演讲中，他称，“中国人尚未培养出纪律性、个人权利观念、社会协作能力之前，某种专制色彩的政府是可以存在的”，“中国政治制度变革应该强调的是权威而非自由，是培养人民对权威的服从而非对个人权利的关注，是行政效能而非民众参与代议制”。1915年，袁世凯称帝决心已下，古德诺重回北京，8月3日发《共和与君主论》一文，开启了帝制的宣传序幕。在文中，古德诺认为中国实行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君主制最大的好处在于权力交接时不致引起动乱，从而保证政治的稳定。他的经典说辞是：“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君主之政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绝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以前，由专制一变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之结果也”，“中国如用君主较共和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此文一发，拥帝者们积极跟进，杨度等人着手组建筹安会，袁世凯恢复帝制历史上演。[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