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拥有数量最大的未成年人群体。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数量持续增长，到1989年达到了顶峰。虽然此后未成年人犯罪的上升趋势基本被控制住，但是从总量上来看，犯罪数量仍然相当大。据统计，自1998年到2002年，共有216000起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被追诉。其中，2000年至2002年共有140000起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被追诉，与1997年至1999年的100000起相比，增加了近36%。同时，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所有刑事案中所占的比例也呈上升趋势，从1996年的11.9%到2004年的13.8%。[11]
另外，根据《中国现阶段犯罪问题研究》课题组的统计，“在上世纪 80 年代的10年间，仅公安机关统计的14岁至18岁的违法犯罪的少年数量就占全体犯罪人数总数的20%左右。当然，这其中还不包括那此未满14岁，却已做出事实违法行为的未成年人”。[12]据统计，仅 2003 年，“25 岁以下的青少年违法犯罪人员，占全国刑事案件作案人员总数的45%，占全国治安拘留人员总数的33%，18岁以下未成年人犯罪上升势头明显。有资料显示，目前我国青少年犯罪初始年龄与 70年代相比已提前了两至三岁，14岁以下少年违法犯罪比例上升，并且每一分钟就有一个青少年受到犯罪的侵害”。[13]此外，根据2001-2003年受到社会及媒体广泛关注的大案主犯情况观察，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第一次受到法律处罚的年龄均在20岁以下。我国学者邬庆祥在上海少年管教所做的一项调查发现：“未成年人若出现不良行为(14周岁以下)和出现违法犯罪行为(14-18周岁)，其重新犯罪率明显高于成年刑释人员”。而且，“第一次违法犯罪时的年龄越小，犯罪恶习就越顽固，越难以矫治，重新犯罪的可能性越大”。其中，“第一次作案在7-10 岁的少年重犯率为 38.5%，11-14 岁少年重犯罪为24.7%，15-18 岁少年重犯率为 11.3%”。[14]由此可见，未成年人犯罪矫正具有迫切的必要性和深远的意义。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还呈现一些显著特点：?犯罪主体低龄化。据统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初始年龄比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提前了二至三岁，犯罪的高发年龄在十八岁左右，其中以十四至十六岁的少年犯罪更为突出，并呈现出越来越低龄化的趋势”。[15]?犯罪形式呈现组织化、团伙化。这是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一大特点。未成年人由于自身力量较小的原因，单独作案往往受到这样那样的限制，而结成团伙或组织则可以互相壮胆，便于犯罪得逞，因此团伙化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一个显著特征。在实际中，未成年人喜欢以合群性来确定自身的形象，当一些贪图物质享受，或被社会、学校所排斥的未成年人聚到了一起，他们的违法犯罪的可能性就会逐渐加强。有些甚至模仿电影以及武侠小说中的故事情节，成立所谓帮会，成立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犯罪团伙甚至犯罪集团。当前未成年人犯罪中，二人以上共同犯罪的占 40%以上。[16]有的未成年人犯罪团伙甚至组织严密、目标明确、分工具体，形成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雏形，这对社会具有更大、更难以预测的危害。?犯罪诱因的时代化。至2004年底中国网民人数达到了约9400万，其中约有一半是年龄低于24周岁的青少年。”网络信息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要有意识的对其筛选，有选择的接受。对于自我意识和自我判断尚未完全成形的未成年人来说，在缺乏引导情况下，接触一些网上传播的淫秽、暴力等内容会有非常大的负面影响，严重的甚至会导致犯罪的发生。根据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对15个省的数据统计，在2000年约有4.1%的未成年犯罪人受网络的影响，到2003这一比例上升到25.1%。随着不规范的网吧营业点的增多，未成年人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负面信息的影响。在中国的部分省市，80%以上的网吧顾客是未成年人。他们日夜沉迷于网络游戏，甚至于荒废了学业，影响身心健康。为了支付上网游戏等费用，有些未成年人甚至走上了盗窃、抢劫等犯罪道路。根据数据显示，约有80%的未成年人犯罪者曾经一度沉迷于网吧。[17]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④重新犯罪几率较高。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较为复杂，既有自身原因，也有来自外部的原因，其中未成年人重新走上社会后遭受的歧视和排斥是一个重要原因。美国犯罪学家弗兰克·坦南鲍姆曾经提到：“制造犯罪人的过程，就是一个贴上标签、下定义、认同、隔离、描述、强调、和发展被谴责的那些品质的方式。如果这种方式与刺激关系理论有点意义的话，那么，处理少年犯罪人的整个过程就是有害的。因为这个过程使少年犯罪人认识到，无论是就他自己来说，还是对环境而言，它都是一个少年犯罪人。”[18]在普通的刑事司法体制下，未成年犯罪人改造结束后比较难以展开新的生活，即使他们自身有重新生活的愿望，但很容易被贴上标签，而遭到社会的排斥。相较于重新融入社会的艰难，他们更容易与社会上的其他不良人员接触，而再次走上犯罪的道路。⑤未成年犯文化程度较低。有关数据显示，我国目前至少有约一千万闲散未成年人，这一群体正是青少年违法犯罪的主要成员。青少年由于年龄小、心智不成熟，辨别是非的能力较差，因被误导而走上犯罪道路的可能性比成年人要大，这一阶段被犯罪心理学家称之为“危险年龄”阶段。这个时候如果未成年人不成受到良好的教育，就比较容易受到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从而误入犯罪的歧途。在被调查未成年犯中，多数都有学业失败的经历，57.1%的人学习成绩中下或根本跟不上，50.3%很少或从未受过老师表扬， 68.7%的人对法律知识一无所知，了解一些法律知识只有 30%左右。[19]通过调查显示，文化水平低导致许多犯罪未成年人对法律无知，法律意识淡薄，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2)未成年人司法分流现状
在我国古代立法中就有保护未成年人的思想，这一思想也在司法审判活动中有所体现。根据《法经》记载，战国时期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得以减轻惩罚。[20]《礼记》中也记载，西周时期“悼与毫，虽有罪不加刑焉”，即7岁以下者即使犯了罪也不处罚。[21]虽然我国古代就已经有相关规定和做法，但目前，我国并没有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刑事法律，只是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刑事诉讼法》中有不甚具体的规定。虽然2006年《未成年人保护法》加强了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但是由于缺乏与之相对应的惩罚机制，《未成年人保护法》很难真正落到实处。而对于本文所研究的司法分流问题，《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没有作出具体规定，有关司法解释也并没有加以明确，与此相关的未成年人社会帮教、社区矫正等机制都在探索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