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人们越来越多地运用定义的方法来界定法律概念，这也是法学（或律学）日益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众所周知，由于定义的要求较苛刻，需要确定某一概念的本质属性或特有属性，因此，只有到了认识的高级阶段之后，人们对于某一事物的内在属性有了比较确定的认识，定义的方法才会产生。经过春秋战国以来法家与儒家学者们的努力，汉代的儒家学者们对某些重要的法律概念已经能够进行定义了。如：
受赇，以财物枉法相谢也。（许慎，《说文解字·贝部》）{7}113
无符传出入为阑。（应劭，《汲暗列传》集解）{7}112
弃市，刑人于市，与众弃之。（何休，《春秋公羊注疏》卷十七，成公二年）{7}113
伤人，创之浅者曰伤。（郑玄，《礼记正义》卷十六，月令第六）{7}118
《律说》，出罪为故纵，入罪为故不直。（《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注）{7}80
《汉书音义》：臣瓒曰：律说云：勒兵而守曰屯。（《文选》卷一）{7}80
已行故事曰比。（郑玄，《礼记正义》卷十三，王制第五）{7}88
在“汉律说”中，有很多定义或类似于定义的东西，此处不能一一列举出来。
以上就是对“汉律说”中使用的有代表性的法律解释方法的分析。由于流传下来的“汉律说”资料非常有限，因此，这些分析肯定很不充分，但大致能够反映汉代法律解释的状况。与我们前面探讨的秦朝的法律解释相比，汉代的法律解释给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人们越来越多地综合运用体系化的解释方法来解释法律概念，而不再是偶然、零星地使用这些技巧，并且，这些技巧都已经有了比较固定的程式。这表明，到了汉代，中国古代的法律解释技术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其直接的结果一方面是使得人们对法律概念的解释更为准确，另一方面又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古代立法水平的提高。
二、“应合经义”：法律解释灵魂的确立
陈宠在上疏中提到，法律解释“应合乎经义”，这等于明确地说出了汉代法律解释的一个重要原则，亦即法律解释应以儒家的经义为旨归。这一观点的提出实际上等于为中国古代的法律解释赋予了灵魂，其作用与影响甚至超出了方法论的范畴。如前所述，法律及其解释方法在秦代就有了萌芽，只是这些方法在当时尚未发展成熟，但一些基本的要素已经完全具备（即躯壳已经成形），到了汉代，法律解释才获得灵魂，那就是儒家经义所崇尚的价值。这与陈顾远先生所说“中国法系之体躯，法家所创造也；中国法系之声明，儒家所赋予也”{8}的说法大致相契合。窃以为，法律解释灵魂的获得比具体方法的探索更为重要，这也是经学方法对于中国古代法律解释学作出的一大重要贡献。
秦朝末年与汉代初年，在法律领域，法家与儒家一直在争夺主导权，例如，反映秦末汉初法律解释状况的《法律答问》虽然主要反映的是法家的法律观，但也有一些反映儒家司法观的法律解释内容，如在关于“公室告”与“非公室告”的法律解释中，就明显带有保护尊亲属的倾向，在有关“亲属相盗”、“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之间相奸”等问题的解释中，带有较强的儒家特色{9}。
到了汉武帝时期，这种情势有了很大的改变，儒家在法律领域开始取得主导性地位，这以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为统治者所接纳为标志。为了彻底改变儒家在法律领域的落后局面，董仲舒尝试着按照儒家经典《春秋》的精神来断案，史称“春秋决狱”。据史料记载，董仲舒“春秋决狱”总共有二百三十二事，但大多数事例早已失传，今天流传下来的、能够确信为董仲舒所作的案例只有五到六例。下文具体考察一下董仲舒是如何将儒家经义引入法律领域的。
案例1：亲亲相隐不为罪
时有疑狱曰：“甲无子，拾道旁弃儿乙养之，以为子。及乙长，有罪杀人，以状语甲，甲藏匿乙，甲当何论？”仲舒断曰：“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所生，谁与易之！《诗》云：‘螟蛉有子，蜾赢负之’。《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昭不当坐。”（《通典》六十九东晋成帝成和五年散骑侍郎乔贺妻于氏上表引）{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