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为后世留下了很多宝贵的财富。从学术的角度看，“两汉经学”是汉代标志性的成果，它不仅影响了两千年来的中国文化，而且型塑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所谓“经”就是儒家经典，主要指《诗》、《书》、《易》、《礼》、《春秋》这“五经”，后来又增加了“传记”，故有“十三经”之说。所谓经学，指的是以儒家经典为研究对象，对之进行训解、阐释、议论而形成的一种知识体系。经学方法就是人们研究儒家经典所采取的诠释学方法的总称。
经学研究始于孔子，盛于两汉。西汉中朝，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于是大振，元、成以后达致鼎盛时期。清代经学家皮锡瑞曾指出：“经学自汉元、成至后汉，为极盛时代，其所以极盛者，汉初不任儒者，武帝始以公孙弘为臣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元帝尤好儒生，韦、匡、贡、薛并至辅相。自公卿之位，未有不从经术进者。青紫拾芥之语，车服稽古之荣，黄金满食，不如教子一经。以累世之通显，动一时之羡慕，后汉桓氏代为师傅，杨氏世作三公，宰相需用读书人。由汉武开其端，元、成及光武、明章继其轨。经学所以极盛者，此其一……。”{3}。这揭示了经学兴盛的社会经济原因，即功利因素是经学兴盛的直接动因。
由于经学的研究对象是先秦时期孔子编删的儒家经典，这些经典在秦朝时大多被付诸一炬，后才由一些经师们凭借自己的记忆，将这些经典恢复整理出来，师弟相传，由于记忆不准或口音不清等原因，错漏之处很多。另则由于汉距先秦已有了一定的时空距离，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用词用语的意义也发生了变化，因此，需要对这些语词进行解释。正如清代学者戴震所说的：“盖士生三古后，时之相去千百年之久，视夫地之相隔千百里远，无以异。昔之妇孺闻而辄晓者，更经学大师转相传授，而仍留异议，则时为之也。”{4}也就是说，由于时空的距离，在作者与读者之间产生了隔阂，因此，解释才成为必要，这才是解释产生的真正原因，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既然解释已非常必要，自然就需要创造出一定的方法，训诂的方法应运而生。
按照近代训诂学家黄侃的说法：“训诂者，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5}亦即训诂不过是关于解释的学问，这种学问早在先秦时就已经有了，不过，只是到了汉代，这一方法才变得更为严谨、丰富，并成为一个由诸多具体的解释方法构成的方法论体系。从史料看，有关“训诂”的名称很多，最初叫作“传”、“说”、“解”、“训”、“诂”，后来又有“笺”、“注”、“释”、“诠”、“述”、“学”、“订”、“校”、“考”、“证”、“微”、“义”、“疏”、“章句”、“音义”等别名，这些名称大多含义相近，都有“解释”的意思在内，但在某些方面又有细微的差异。
尽管训诂的名称很繁杂，但我们可以将它们大致纳入下面三种主要的训诂技术之中：
(1)声训，即通过注音的方式、通过同音或音近的词来解释某一语词的含义。要理解一个语词，首先就要正确地发音，认出这一语词。因此，音训是最为基础的训诂方法。
(2)形训，即通过分析字形结构来解释字义。由于汉字属于一种象形文字，因此，分析字形成为了解某一字义的重要手段。
(3)义训，即用字义来解释字义。我们前面说到的各种各样的训诂名称，几乎每一个名称都包含有义训的意思在内，因为对于解释来说，最为重要的就是说明某一语词的意义，以便使得这一语词能够为别人理解，因此，这种训诂方法在文献中运用得最为普遍。
这三种技术相互联系、相互配合，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解释方法系统。人们借助这三种技术，就可以实现以下目的：(1)准确发音；(2)解释词义；(3)分析句读；(4)校勘文字；(4)串讲文意；(5)考证语词的来源；(6)弄清语词的使用环境；(7)论证某种词义的合理性；(8)阐发义理。其实，任何解释方法也都是意图达到这些目的，并且，任何解释方法只要能将音、形、义等解释方法结合起来，就是一种系统、科学的解释方法。
